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经济学与哲学

·袁辉（北京）

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的社会学科，它应该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尤其要在哲学的发展和演变中寻求其方法论的基础。

自从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为稀缺与配置的研究奠定其在经济学中的基础地位以来，主流经济学在这一研究向量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边际革命以后，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到现在似乎已经有了滥用之嫌。上个世纪中叶，通过阿罗、德布鲁等的不懈努力，在瓦尔拉斯的框架内，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这更加坚定了主流经济学对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分析范式和经济和谐的信仰，出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倾向，贝克尔甚至认为，经济学可以解释80%的社会现象。当然，两个多世纪里，尤其是近些年来，对主流经济学数学形式化、唯“理”是从的反思和批评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森指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已经导致了经济学的贫困化，“试图用理性要求来维护经济理论中的标准行为假设（即实际的自利最大化）就如同领着一队骑兵去攻击一只跛足的驴”，而他本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像是一位斯密式的经济学家。布拉特指出，“经济学家使用的数学方法基本上是不适当的”，“这种方法对其他领域如开发外层空间是适用的，但运用于经济和其他社会问题时，则是危险的”，“也确实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模型假如不是与事实背道而驰的话，也起码是不完全的”；布劳格更是将在经济学方法论中，“数理严格性之所以成为崇拜偶像”的“原罪”归咎于上文提到的阿罗和德布鲁。

经济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和哲学脱离过关系。哲学史上的每一次变革都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经济学的研究必然有其哲学之基础。正如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的基本论点所洞见的，“对于历史的理解或解释，有赖于历史学家对于人性的概括和总结。——这里面既包括有经验的成份，也有先验的成份”，这一点对经济学家同样成立。经济学家在津津乐道于某个政治家受某位已故经济学家影响时（凯恩斯语），其实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某位已故或当下哲学家的信徒。吴易风也认为，“任何一种经济理论体系，不管提出这种经济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要按照某种哲学去思考和处理问题”。尽管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试图证明，“谈到经济学，我认为哲学的外衣也是可以脱掉的：经济分析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由经济学家碰巧持有的哲学观点所决定的”，当然，在熊彼特理解的范围内，经济学是可以与哲学泾渭分明的，即“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证明在下述意义上影响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即如果没有得到某一位哲学家的指导，他们就不能得出任何已经得出的某种分析上的结论，或者说他们之所以未能得出分析上的结论，是因为没有得到某一个哲学家的指导”，但是熊彼特也认同“当试图澄清他们（经济学）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所抱的看法时，或当从事关于这种方法的争辩时，经济学家不免乞灵于哲学家”，尽管“用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教导，而是由哲学家所写的关于方法论的教导”，而正是这一点，甚至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正是我想强调的。

古典经济学产生的时期，正逢哲学史上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论。魁奈和配第的研究方法无疑分别受到了法国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作为休谟密友的斯密在方法论上的二重性也与休谟这个经验主义的温和的“不可知论者”脱离不了干系。到了李嘉图，就抛弃了斯密的二重性，英国经验主义归纳式的方法让位于法国的理性演绎而一跃成为经济学的正统。当然，李嘉图的抽象，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质是虚假的”；熊彼特批评了李嘉图“几乎就像同义异语反复那样”的分析方法和“应用这种性质的结果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李嘉图恶习”；斯皮格尔也评论到，“有了他（李嘉图），经济学也丧失了它与哲学的关系，变成真正自治的东西，不依附于内部思想之外的原则”。李嘉图以后，历史经验的分析方法除了在德国历史学派那里有过短暂的复兴以外，从来就没有占据过经济学的主流，尽管它掀起了经济学史上对方法论的第一次争论，并且持续长达近30年之久。

科学哲学的兴起以及它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渗透是这一议题的又一例证。一种普遍的主张是，“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无非是将现代科学哲学应用于经济学”。从简单、线性、完全理性的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到非线性、复杂、非理性的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再到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的演进，亦即从以卡尔纳普、费欣巴哈、亨普尔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向库恩“范式论”、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和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这可以从弗里德曼所坚持的工具理性主义的方法论中看出其影响）的过渡，经济学也经历了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革命、新自由主义、制度分析、博弈论、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依据的演化经济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

当代哲学在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过程中，逐渐开始其语言转向和实践转向。反应到经济学上，就是经济学开始对其自身理论所使用的“共同话语”含义的探索，舒瓦茨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意识到了“经济学的研究终究要受到经济学语言的束缚这一问题，并进而呼吁经济学家们要反思自己的语言问题”，尽管经济学家们在这方面的起步比较晚，似乎落后于其他社会科学，也尽管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引起经济学家普遍的重视，但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鲁宾斯坦的《经济学与语言》。

所以，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的社会学科，它应该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尤其要在哲学的发展和演变中寻求其方法论的基础。经济学也从来就没有什么永久科学的分析方法，任何一种方法和哲学观点一样，都是某种“合法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