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红》:文明的冲突和融合的新象征(李松睿)

《我的名字叫红》:文明的冲突和融合的新象征

·李松睿(北京)

冷战结束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预言,随着共产主义威胁的崩溃,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共同敌人已经消失,彼此之间信仰和价值观的差异将导致仇视,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必将发生严重冲突,而西方文明最终将战胜落后的伊斯兰文明。“9.11”事件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反恐战争,似乎证实了亨廷顿的预言。两种不同的文明是否必然像亨廷顿描述的那样要发生冲突、对抗,直至“先进”的文明战胜“落后”的文明,还是可以在宽容与谅解中相互融合求得共同发展,是当今世界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我的名字叫红》最初发表于1998年,先后获得了法国文艺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以及世界上奖金最高的都柏林文学奖,确立了帕穆克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小说故事发生在1590年末的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为了向威尼斯人夸耀自己的帝国,秘密委托姨父大人为自己制作一本用法兰克技法绘制的书。姨父大人邀请四位当时最优秀的细密画家分工合作,精心绘制这本旷世奇书。同时,离开家乡12年的黑,也应邀回到伊斯坦布尔参加为这本书的编制。不过迎接他的除了当年深爱着的女人的爱情外,还有接踵而至的凶杀案。在书的绘制过程中,细密画家高雅被杀害,小说就以这位被杀的画家死后的独白开始,以凶杀案最终真相大白告终。显然,《我的名字叫红》讲述的是一个探案加恋爱的烂俗故事。但读者仔细阅读会发现,这部小说决不只是一个媚俗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作者实际要表现的是使用散点透视法的土耳其细密画和使用焦点透视法的法兰克风格绘画这两种不同绘画理念的交锋,并进而思考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在小说中,连续发生的凶杀案与个人恩怨、感情纠葛无关,而是源自东西方两种绘画理念下隐藏的信仰、宗教、世界观等方面的根本对立。到底是坚守自己的传统还是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学习西方的法兰克绘画)既是不停困扰每位画家的难题、也是杀人的罪魁祸首。通过这样的故事,帕穆克表达了对土耳其的文化地位、属性以及未来发展的思考。土耳其地处欧亚两大洲交界处,历史上曾是显赫一时的奥斯曼帝国。然而这个昔日的大帝国却在今天的文化选择上面临着尴尬与无奈。一方面,土耳其从1963年起就力争做“穆斯林日本”,意图脱亚入欧,加入欧盟。然而因为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使得欧盟在入盟问题上对土耳其百般刁难。另一方面,土耳其属于突厥语系国家,又曾在历史上残暴统治过阿拉伯国家,使得今天绝大多数阿拉伯语系的伊斯兰国家对土耳其心存疑虑,一直不愿承认这个全国99.8%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是纯粹的伊斯兰国家。尴尬的现实,使土耳其人必须做出痛苦的文化抉择——是应该摒弃自身的传统,完全倒向西方?抑或是立足自身传统,强调本民族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性?以此为背景进行文学书写的帕穆克深切地感受到异质文明的冲突、纠缠与融合。他用自己的作品探索着落后文明如何在先进文明的冲击下,再造与更生。

帕穆克认识到“所有优秀的艺术品都来自不同文化的混合”,但他没有简单地推演出异质文化要相互融合这种陈词滥调。他没有对土耳其文化抱有廉价的自信,而是充分肯定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在《我的名字叫红》中,痴迷于透视法的姨父,死后升上了天堂。而希望到印度去重振细密画传统的橄榄,则在港口阴差阳错地被杀死后,只看到一个充满透视法的世界。在这里,帕穆克告诉我们的是土耳其只有走向西方才能获得新生,升上天堂。而帕穆克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充分认识到两种异质文明之间矛盾以及相互融合的困难之处。正像《我的名字叫红》中代表细密画传统的凶手橄榄所说的:“法兰克人的娴熟技巧需要经过好几个世纪的磨练。即使姨父大人的书写完了,送到威尼斯画师手中,他们看了一定会轻蔑地冷笑……他们会嘲笑奥斯曼人放弃了身为奥斯曼人,并且从此不会再害怕我们。”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已经是再造落后文明的共识;然而这种吸收,又往往会丧失本民族文化的特色,永远不能与西方平起平坐。这样的尴尬处境,恐怕是每个落后民族在改革中都必然面对的问题。在这里,帕穆克的思考无疑是深刻的,虽然他在作品中并没有给出一条实际的解决之路。

在艺术上,《我的名字叫红》同样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小说通篇分为59章,分别使用二十种不同的视角,像接力赛跑一样分别讲述故事,相同的叙述者决不连续出现。使用这种方式,帕穆克用不同人物的经历和观察,向读者一点点透露剧情和线索,完成这个阴郁、诡异的故事。这种频繁转换叙事视角的精巧结构,正像作者所说的:“在我的故事中不仅人物本身会说话,还有许多不同的物体和颜色都会粉墨登场。我想这些独特的声音可以组成一曲丰富的乐曲,展现上百年前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原貌。视角的转换其实也反映了小说主要关注的是从我们的角度经由上帝存在的观点寻找过去的世界。这些都与我对绘画的了解有关,我的主要人物都生活在不存在透视法限制的世界中,所以他们能用自己独特的幽默表达自己。”这种反透视法的叙事手法,和小说中的核心内容——细密画——形成了呼应关系。一幅使用非焦点透视的细密画,可以在画面的不同位置画出发生在不同时间的故事,这些故事再一起组成一个大的故事。这就和小说中用不同叙述人分别讲述故事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视角转换的技巧早就被福克纳等小说家“玩”烂了,但能使这种叙事方式与所要表达的内容和理念完美统一的,并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帕穆克找到了叙述这个故事的最佳方式。

在后冷战时代文明冲突加剧的环境中,落后国家的文明如何既能得到现代化的改造,又能保持自身的特色,是困扰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帕穆克没有在作品中为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然而就像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为帕穆克颁奖时给出的理由,他的作品“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的新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