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清 流 末 路
——读《陈宝琛致胡嗣瑗密函》随札
·武黎嵩（江苏）

民国初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遗老”，他们基本上都是晚清的官员或者有功名的士子，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足以为生的产业或积蓄，不太年轻却又不能就死，然而他们又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依旧长袍马褂、揖让周旋，向紫禁城里的小皇帝上折子、递条陈、三跪九叩……延续着某种似乎已然崩解却还没有幻灭的程式。逊清的皇室也会有一些互动的举措，比如逢年过节会有一些赏赐，照例给予官员加官晋级，对于去世的高级官员还有赐谥、赐祭等等。

这种良好的互动关系一直维系到1924年（民国十三年）11月5日鹿钟麟逼宫，冯玉祥的部将鹿钟麟将宣统皇帝的小朝廷从紫禁城里赶了出来。就在溥仪出宫的那一刻，在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外，站着一位穿着清朝一品服色、须发苍白的老者，他目光炯炯有神，面对来势汹汹的军人并无丝毫惧色，直到看着溥仪乘着小汽车安全地离开才缓缓离去。这位同治七年的进士、宣统皇帝七十五岁的老师名叫陈宝琛。福建闽县人，他十九岁中进士，二十岁点翰林，三十岁便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以直言敢谏著称。中法战争中陈宝琛会办江苏军务、署理南洋大臣、并任福建铁路会社总办，因与两江总督曾国荃议论不合，且适以事干吏议，遂遭处分连降五级。陈宝琛在回到福建家中赋闲二十余年，直到宣统元年才被召入京，此时他已经是年届六旬的老人。在晚清的最后三年的时间里陈宝琛先后任礼学馆总纂大臣、山西巡抚（未赴任开缺以侍郎候补）、弼德院顾问大臣等职。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教小皇帝读书。

民国建立后这位皇帝的老师似乎依旧延续着原有的生活，直到1924年鹿钟麟逼宫。然而自从民国建立到民国二十四年陈宝琛去世，前后二十余年的时间中尽管他曾长时间居住于北京（平），却从没有去过北海、中南海、天安门等处。浓厚的故国之思，让他不胜禾黍之感。

与其说遗老延续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如说是延续了一种生活理念。陈宝琛充任壬午科（1882）江西主考，于落第试卷中检出陈三立考卷，大加称赏。陈三立是晚清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戊戌变法期间襄助乃父锐意革新，创办时务学堂并延请梁启超主讲。民国二十三年秋，陈寅恪奉养陈三立归北平居住。陈三立专程拜谒了昔日的恩师陈宝琛，作为一代诗宗名满天下的陈三立坚持向陈宝琛行三跪九叩大礼，且云：“师道尊严，当如斯也。”其时陈三立八十三岁，陈宝琛八十七岁。陈三立八十岁生日是在庐山牯岭度过的，陈宝琛曾经赋诗为寿，有句云“平生相许后凋松，投老匡山第几峰。”当日陈宝琛主考江西的时候所出的试题就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这对师徒的晚年倒是有许多相似，他们都曾受到清政府排挤，但是清朝覆亡后都以遗老自居。而面对日本人的侵略，两人又都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民族气节。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陈三立正卧病不起，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遂拒不服药以求速死，临终弥留之际尚询问中日战斗马厂之捷是否确真。一对师徒可谓善始善终。

尽管同是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对于溥仪的另一亲信郑孝胥的做法很不赞同。1931年11月溥仪是背着陈宝琛在郑孝胥父子的簇拥下前往东北并试图和日本人勾结，次年1月陈宝琛一路追到旅顺劝说溥仪不要接受板垣征四郎关于让溥仪担任“满蒙共和国”总统的计划，未成。陈宝琛决计离开，临行时他泣不成声，说“臣风烛余年，恐未能再来，即来，也恐未必能见，愿皇上保重。”1932年3月在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的密谋下满洲国成立，溥仪迫不及待地想称帝，可是日本人却只给这个傀儡一个“执政”的名号，而且处处受制于日本人。1932年10月、1933年11月陈宝琛又两次以八十余岁高龄奔赴长春，亲眼看到了溥仪的处境，无比痛心，陈宝琛在和胡嗣瑗的一首诗《愔仲馆丈寄示壬申除夕同复志作次韵以正》（1933年2月25日致胡嗣瑗密札，按寄胡函均由胡转呈溥仪“御览”）中写道:
本欲冲天待一飞，轻身如入白登围。
直成大错谁实铸，未远迷途应觉非。
荒漠儘烦褴褛启，旧都犹盼翠华归。
同舟风急需心胆，不信阳春和者稀。
陈宝琛在诗中批评郑孝胥等人撺掇溥仪前往长春是铸就弥天大错，希望溥仪能迷途知返，早日回到北京。但是，作为满清遗老，带有强烈的忠君色彩的陈宝琛思想又是复杂的，总希望已然成为陈迹的清王朝能日月重辉。1934年3月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称皇帝，陈宝琛对于登基大典十分关心，称“大典规模粗具，惟高文典册，不能假手于人者，自宜予为之备。”（1934年3月3日致胡嗣瑗密信）翰林出身的陈宝琛写诗帖诗、写四六骈文、小楷写白折子都是非常在行的，此时他又愿意充当溥仪登基的筹备者。

在陈宝琛心中忠君更多体现为爱国，当忠君与爱国发生矛盾时，他是有自己的尺度的，他对溥仪忠诚，却不接受满洲国的任何官职，不去东北。如前所示，他还试图劝说溥仪回北京。他对于日本的野心十分警惕，1935年4月溥仪将以满洲帝国皇帝的身份访问日本，陈宝琛忧心忡忡，认为这是向世人公开表示溥仪已经成为日本天皇的儿皇帝，在无力劝阻的情况下仍然试图加以挽回，他说“六飞东游，或难中止，能否缓至秋间？”（1934年12月7日致胡嗣瑗密信）试图通过延缓溥仪访日的时间来另寻解决途径。

对于傀儡政权的前途陈宝琛也十分忧虑，他希望仍然祭起“大清”的旗帜，以号召人，在溥仪正式称满洲帝国皇帝之后他说“仍用满洲国，能慰思汉之心否？”（1934年12月25日致胡嗣瑗密信）同时对于前清的一些陋规他也坚决地予以抵制，认为满洲国小朝廷绝不能走满清的老路，恢复宦官制度，他说“阉寺势不能复……”（同上）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八十八岁的陈宝琛病逝，他在弥留之际还喃喃自语：“求为陆秀夫而不可得!”（陈立鸥、张子美《闽县陈公室琛年谱》）溥仪评价陈宝琛说：“我过去曾一度认为师傅们书生气太多，特别是陈宝琛的书生气后来多得使我不耐烦。”（溥仪《我的前半生》）但同时他也认为“当时在我的眼中，他是最忠实于我、最忠实于大清的。”溥仪赐给他的老师陈宝琛“文忠”的谥号，这是人臣极美之谥。可是陈宝琛这位大节凛然老书生终究没有能把他的学生从卖国的边缘拉回来……

王森然先生在《陈宝琛评传》中说“……（陈宝琛）较彼一代之硕学，为社会重镇者，临变改节，如弱草之依风，吹南而南，吹北而北之流，其人格相差，不啻倍蓰也。盖忠君有道，报国有方，绝非偶然者。”

回思陈宝琛的暮年，似乎不能简单地用“遗老”两个字来概括，作为晚清的重要官员他是有思想有见地的，作为皇帝的老师他是兢兢业业、克尽师道的，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读书人他是有自己的坚守和气节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传统儒家教化培养出的知识分子，陈宝琛的典范意义似乎又暗含着传统的某种成功。陈寅恪先生在评价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的时候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儒家文化塑造出的人格有的时候确实很有可观之处，然而这种可观无论是汉末的清流运动、宋末的文、陆从容赴死还是陈宝琛这样的孤忠遗恨总是以悲剧的面貌将中国文化抟成的最优秀品格展示给后人，不知道这是我们文化的成功还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