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近日，广州城管原支队长许决华，针对厉以宁建议宽容对待小贩，一句“站着说话不腰痛”和“广州如果不设防，傻瓜都会来广州。”（2009年5月9日《羊城晚报》）引起激烈争鸣，其中绝大多数声音为抑许扬厉。

城管问题其实是两种或多种权利与自由的对垒，不能因为小贩的迁徙自由权与弱势，就可以过度剥夺正当经营者和市民的权益。许厉两人的观点并非宽容与否之争，而是如何宽容或宽容的底线是什么。肚子当然大于面子，这个许前队长也是认可的，这与厉以宁的保就业、保稳定并无原则上的分歧，因而教导队员执法一定要人性化，“追赶小摊贩不要超过20步！”这20步就是其宽容底线。
虽然大多小贩是外来人口，但广州人若论摆卖，也是不行的。厉以宁的出发点是好的，问题或许在于许前队长并不懂得尊重与沉默，而表达不当，牵涉“走鬼”、“傻瓜”引致歧视嫌疑。

从目的和手段来看，城管制度建立的初衷也许是善意的，而在执行上存在着不文明。城管眼中的小贩只是走鬼，因而他们的工作好像只是为了如何更好的管理，而非更好的服务。而小贩眼中的城管也并非有血有肉的个体，而是作为一种强权的可怕代表。在双方眼中，对方都不是“人”，因而注定了难分难解的冲突，难免都腰痛。

宽容小贩的观点，算不上厉以宁的独创。今年两会期间，广东代表张育彪提出了小摊贩合法化的建议。但张所在的场合是全国两会，而非广州一地。

这便牵涉到问题的关键：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如何平衡。厉以宁似乎倾向于前者，这无可非议，但若他只要求广州更宽容是有问题。城管问题是全局性的，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中，贫富分化、城乡二元等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整，单要求广州亮绿灯注定是杯水车薪和不切实际的。并且，广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流动人口，明年还要举办亚运会。若然广州最为温情脉脉，则势必造成“洼地效应”，导致不少小贩都要涌到广州来，从而超越这个城市的功能界限。在目前城乡二元的格局下，一时一地的宽容，可能一时缓解一些矛盾，但很快就会带来更多矛盾。

城乡二元结构可以说是选择了一种不平等的、“恶”的方式来优先发展城市，所以现在需要城市反哺农村，对小贩进行人性化的管理正是一种反哺表现。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创新制度和执法方式，促进城管与小贩的相互谅解，从而让大家都不那么腰痛。当然，“腰痛”的根源是城乡二元的制度性堡垒，因而，要彻底告别腰痛，治本之策只能是加快城乡一体化。

解决问题比争论更为重要，作为知识分子的某些学者和专家，甚至是评论家们，在考虑问题时，大多只考虑是否应该做（应然性），这种情怀是值得尊重的，但容易流于形而上的虚空境界，成为空谈家。而官员还要考虑是否能够做（可行性），以及做的时机成熟与否（时机性）。如此，空谈家与实践者的分离便造就了这个社会一幕幕闹剧。

还有，不少评论家擅长于先站队，后讲理的“意图伦理”。首先是不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或道德高地，或政治上正确与否，然后再找理由，而非面向事实与真相本身。这样当然不腰痛，但别人只能沉默。真话有时听起来不一定得大多数人的心，因为人们往往更着眼于眼前和个人利益，并在情感上天然倾向弱者，从而让理性在不假思索中逃逸。但什么才是弱者？在一个并不合理的社会，弱者就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我们在当事人身上容易看到自己，从而超越腰痛，抵达心痛，因而有时容易成为“善良的帮凶”或酿成“大多数人的暴政”。

•作者简介：哑河，北京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