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某些理论家们和政客们的空洞之处就在于此：他们既背叛了人民的衣食父母的荣耀，又远离了培养人民理智的思维方式的责任。（注：本文上篇：作为信仰的生活，见11月1日青评杂志）

一．西方：自苏格拉底
据传苏格拉底有如下对“男人都要结婚”的推理，若一个男人娶了个好妻子，他就会获得幸福，若娶了个坏妻子，他就会成会哲学家，因而结婚都不算坏事。苏格拉底似乎自认自己属于后者，在此二元思维结构里，已蕴含着生活（幸福）与思想（哲学，智慧）的分离。苏格拉底的故事已然使幸福与智慧的对立成为常识，诚不知我们所预设的前提，即认为苏格拉底是源于娶了个坏妻子而成为哲学家的。传闻苏格拉底外形丑陋，不善于生活，不理会家庭大小事，整天跑到大街上与各种人争辩什么是善啊，德性啊之类的理论问题，以证明别人的无知，以及自己至少还知道自己无知。如此说来，作为妻子会否会被逼成河东狮吼，从而被他人（包括作为丈夫的苏格拉底）贬斥为坏妻子，而得以永存史册？这当然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刻薄问题了。后来，苏格拉底被大家投票处死，这当然与民主制存在欠缺有关，但苏格拉底本身不懂得生活，或按中国人的话来说“缺乏人情味”而让人生厌，也可能是重要原因。在判处极刑后，他放弃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的逃生，抛妻儿弃学生，宁愿以生命为代价，而迎合不公正的法律和自以为的形而上的正义，成为“艺术高于生活”的最好注脚。

虽然苏格拉底被人认为是第一个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哲学家，但无疑，其试图探寻的仍是不变的法则，而非真正的投入生活之中，体验其中的真谛。这也难怪作为弟子的柏拉图在二元对立的思维中走得更远。柏拉图二个世界的区分，决裂而绝情，在灵魂自由飞翔的明亮纯净的理念世界参照下，作为肉体寄生其中的黑暗肮脏的现实世界（现象界）如同虚无，或过街老鼠，承载了两千多年的辱骂。“拯救现象”成了形而上学家前仆后继的毕生伟业，现实生活的不堪罄竹难书。当然，柏拉图瞧不起当时的所谓诗人艺术家，而自认自己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诗歌与艺术，这同样表明了其艺术高于生活的立场。

自此，处于最低层的生活备受煎熬，亚里士多德语焉不详的实体学说所导致的纷争，经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在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峙中刀光剑影。双方寻求的都是事关自然科学的基石是否牢固，而非强调现实生活与人生的意义。自笛卡尔，西方哲学明确区分了身心，灵肉，进一步强化了心灵总是处于优先中心地位的哲学史传统。至叔本华，尼采，在他们的艺术形而上学里，生活仍是拯救对象，只不过作为拯救者的角色从之前的真理替换成了艺术。至海德格尔，艺术诗歌是离存在最近的，而生活本身的地位放置何处？随后的存在主义，世俗生活就是无意义或恶心，因而是要超越和抛弃的。而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热衷于消解，那些琐碎的生活本身似乎也是不足挂齿的。

二．中国：自孔子
而对照中国古代，作为传统文化主导的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入世的，但并非完全接受这个世界。孔子对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的塑造，为中华民族的认同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每一项都根植于人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并没有如西方（基督教）所想象的天国或彼岸。没所谓外在的超越，只有一个世界。言行合一，不存在思想与实践的绝对分离。《论语》充满了情景与生活气息，琐碎而温暖。强调体验，重视现实，天人合一。“未知生，焉知死？”，常被人所误解，其实并非说对死亡和来生形而上的思考不重要，而是说这得建立在安顿好今生的前提下的。“生活高于艺术”，也就是今生高于来生，因而，儒家也陷入是否是一种宗教的无谓之争。道家也是强调身心的一致的，魏晋风度是生活化思想形态的很好注释，而禅宗更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性与根源性，因而很轻易被不少人质疑中国是否有哲学或合法性何在。在古代，生活用品往往也是艺术品，艺术属于生活。当下，规模生产的商品大多就是商品，艺术与生活分离，对生活世界失望的人们纷纷逃向虚幻的艺术世界里寻求庇护。

经鸦片战争，五四运动，我们的文化传统被中断。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思潮纷争中得以最后获胜，除了政治因素，就是它的思维：一切还原为现实，实践，社会，普遍群体（团体），与中国几千年来的生活化哲学大概是一脉相承的。究它们共同的短处，就是对个体的独立存在有所忽视。当然，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背离自身，也是众所周知的。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哲学，并不那么细致的考虑人的心理活动与理智活动，而偏向宏观的对世界给出说法，因而这类世界观哲学如何真正的过渡到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去，却是个难题。若盲目的将自以为是的理论强行推向现实，往往导致灾难。但很多人容易的是将自己认为的东西看成是普世的，到处宣扬。这种“精英”意识从领袖人物，至各级官员，从哲学家艺术家，至一般知识分子，处处可见。有些人更进一步，试图直接从理论过渡至实践，剥夺了所谓“大众”的思想权与实践权，由此导致的悲剧或灾难也是可见痕迹的。

如叔本华哲学所描述的人生图景是悲哀的，他自以为看透了人生的真相（或许也不过是人生的某一面相），但他自身并没有沉浸于生与死的挣扎之中。因着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他得以活至72高龄，在荣耀中归去。而受毒过深的王国维，最终自沉于昆明湖，这当然有着外部的时代变更，但他人生的理论与实践的城墙，因无法自持而倒塌也可能是重要原因。又如不少人认为没有爱情，只有性，人家好好的谈恋爱，毫不计较的付出，情感是很真挚纯粹的，但某些哲学家偏说人家头脑只有那事，只是你没意识到而已。如此的一刀切，就让生活的差异性与多样化变成可怖的同样的行尸走肉。这些当然是艺术高于生活观念所致的恶果。

三．当下：空谈家
从古至今，不少以精英自居的艺术思想家们自以为掌握着真理（真理缘何专制而冷漠？或许只因没有真理，只有解释），到处启蒙。宣扬现实的丑恶不堪，甚至号召人们去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姿态令人仰视，但是否真诚，是否是有意或无意的在他们自认为的“大众”面前寻求优越感？他们的理论是基于形而上的空想，还是真正的了解人民的需要？并且是否可信？却是大打折扣的。

生活安好是芸芸众生的理所当然的自然渴求，那些极少数的自诩的启蒙者尽可以安于沉思的快乐，这本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事，别总是闹“天下皆醉唯我独醒”的滑稽剧。别以为只有思想艺术家才深韵人世间的苦难，而人民大众就是麻木不仁，刀架在脖子了也不觉得痛，所谓“痛苦的思想家，快乐的猪”。他们承受的苦难并不一定就少于那些沉思的思想艺术家们，他们表现“麻木不仁”，只因现实中他们无法畅所欲言，无法真正的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生活对于大多数弱者总是残忍的，在这样一个处处是压迫与虚伪的人世间，是不需要有人专门来宣扬丑恶的。幸福高于美，是受压迫受屈辱的人们的合理追求。

艺术思想家们在生活面前的谦卑是自知之明，也是真诚的表现。我们尊重生活，也便是尊重被我们踩在脚下的这块无声土地和被我们任意戏耍其中的大自然，以及那轻易就一扫而过的芸芸众生。我们要真正的融入那些默默无闻的，被称为历史的创造者却又往往在现实中毫无发言权的劳动人民当中，体会他们的快乐与哀痛，爱他们灵魂里的懦弱与自私，质朴与麻木。并以此为基点，写点有根有据的文章，做点切切实实的事。如此，或许这个苦难不断的人世间才有可能一天一天的好下去，而不仅仅是看上去很美。生活中，只有虚已，剔除人类与自我中心主义，才得以与世界融为一体。处处都是家园，因而自由的游世，这个道理，庄子已说得足够明白。生活高于艺术，也就是生命与自然高于一切。

何谓真正的现实？真正的现实是生活与实践？还是次生（甚至于片面的，被过滤的）的新闻，文学艺术，历史文本？那些只“擅长”于在这些次生态中寻求现实的人，不是叶公好龙，对于真正的现实的无能与逃匿；就是掩耳盗铃，总以为自己已极其稳当的窃取了现实的真谛。生活才是最初的，一切的源泉，以及归宿。我们的一切思想与行动，说白了，都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与精神需要。这也是每一份有良心的媒体（特别是评论）和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所必须具备的专业品质之一-----责任。

当下，空谈家盛产，逃离生活，背叛现实却大放厥词。各式思潮纷至沓来，争吵不已。我们在其中晕头转向，现实中到处可见那些言必“谁谁”，某书某报里如何说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而青年人所应具有的敏锐的观察力，思考力与切实的思维方式，还有批判，怀疑，求实的作风，关注现实，民生，社会原生面貌的态度，到底哪里去了？我们总是忘了脚下的土地与身边的人们。后者才是生活，只有生活才是生命和世界意义的合法诠释者。

比如从没去过西藏的人，却简单的对西藏的人权，环保，文化说三道四，依靠的也只是被给予的新闻报道与历史资料。有专家在电视里认为某些少数民族是落后文化，就应该被改造。对于弱势群体，如农民。不少专家学者总是从理论出发，认为应该这样做，三农问题才能得以解决；政府官员从政治政绩出发，认为只有那样做，才可保证稳定和农民的利益。很少有人过问真正的当事人，他们想要什么。一些人总是认为农民愚笨，短视，因此需要代其思考和选择。但他们又不是农民，如何切身体会农民的生活？他们如此做，是真正为农民着想，还是为了其他目的？比如在关于土地所有制的争论中，有人动辄拿宪法来说事。说宪法已如此规定，当然就不能改了。其说法得到在座的广大北大师生的点头认可。殊不知，人民（农民当然属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当然也高于宪法。因而，是否符合农民的现实和长远利益，才是争论的出发点与根据所在。而不少人静态的，片面的看待土地问题，将不同层面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土地管理问题与农民保障问题混为一谈又割裂言之。

某些理论家们和政客们的空洞之处就在于此：他们既背叛了人民的衣食父母的荣耀，又远离了培养人民理智的思维方式的责任。

作者简介：哑河（北京），北京独立学者，当代中国画报社编辑，策划，“当代评论”栏目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