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文明的信心与政治的存亡
——读施特劳斯的《西方政治哲学史》

安思源（北京）

施特劳斯给我们的启示，更重要的也许不是单纯地“回归古典”，而是用一种更加开放、客观的态度来面对古今思想、东西方思想，在解决现今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时，不是固守于东或者西，而是让中西古今的思想平等地展开对话甚至辩论，寻求更优的解决方案。

因为听说过施特劳斯作为美国现代保守派教主的大名，我对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一直很感兴趣。最近读的这本《西方政治哲学史》虽然只是施特劳斯主编的概述性的政治学教材，但由于书的作者是施特劳斯本人及其门下弟子，他们切入不同作家的思想时在观察的重点和解读的方法上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因此比较充分地展示出施特劳斯学派鲜明而独特的问题意识和解决路径。我还没有读完全部篇章，在此只谈谈该书对选取的经典作家思想的解读方法及其背后的问题意识。

一、施特劳斯的方法论

如果说历史主义意味着运用现代思想的框架和范式来解读古代思想，将古代思想的真理性局限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下考察，那么施特劳斯要做的就是彻底颠倒这个逻辑——借助古代的历史语境来理解古代思想，但把古代思想和现代思想放在同一平台上展开讨论，并在这种思想的辩论、交锋中辨别思想的真理性。也就是说，古代思想和现代思想在真理性的维度上变成了可以比较的。施特劳斯这样做，其前提是他相信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些永恒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因为历史的“前进”而发生根本性地改变；不同时代的思想既然都是针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它们之间也就存在着方案优劣的可比性。施特劳斯举出的一个具有永恒性质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正义（justice），这个问题维系并定义了一个政治社会存在的道德合法性。

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其中一个绝妙的反驳是，如果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观察历史主义本身将会发生什么后果。答案可以说是历史主义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历史主义在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审视下只能看作是现代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历史主义本身也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这样一来，历史主义就与施特劳斯所主张的不同时代的思想作为对永恒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的论断由矛盾对立转为协调一致，历史主义不过是现代思想提出的回答永恒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

施特劳斯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取消历史主义的绝对合法性，根本目的是想把古代思想从现代人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困扰现代思想的问题不再是历史性的，而是永恒问题的现代版本，而古代思想作为对永恒问题的答案，具有了与现代思想同台对话的资格。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思想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而这场危机的祸首之一就是历史主义。施特劳斯感到现代思想已经无力解决自身的危机，而古代思想作为西方文明的源流，受到的后来思想中蕴含的偏见（也就是这些思想臆造出的合法的前提假设）的影响更少，思想的品质更加纯净，因此古代思想中可能正蕴藏着解决西方现代危机的智慧。施特劳斯后来大力推崇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思想，似乎还暗示出古代思想优于现代思想的意味。

正是因为施特劳斯在方法论上反对历史主义，主张在不同时代的思想间展开对话，《西方政治哲学史》的布局也呈现平台式，对每位经典作家思想的介绍都围绕着几个核心问题展开，强化了思想的哲学维度，弱化了其历史维度。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施特劳斯不重视作家创作的历史语境；施特劳斯学派著名的对古代思想“两层写作”的解读，其实正强调了要在历史中理解作者，也就是要考察作者发表观点时针对的政治现象、对象和目的。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将现代思想的框架、范式（例如历史主义方法）强加到古代思想之上，破坏了古代思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更重要的是，施特劳斯发现古代作家往往在公开的文本之下，还有“秘传”写作；而之所以需要“两层写作”，是因为古代作家认为“秘传”写作揭示的真理不适宜告知广大公众。“不适宜”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担心社会对哲学家的迫害，这似乎不难理解。另外，施特劳斯提出的较不明显、但更为重要的理由是为了防止哲学对政治社会存在的威胁。施特劳斯认为，哲学的性质决定了其试图通过不断的提问来寻求真知、取代所谓的意见（opinion），而社会对成员行为的规范则不可避免地需要建立于一些不容质疑的意见的基础之上。因此，哲学家必须具有政治责任感，尊重那些在实践中不可或缺的意见。这一点对于相信自己的社会建立于普适的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的大众来说也许不易察觉；但对于深知社会乃是建立于神话和主观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的人们来说，哲学的危胁则必须得到重视并小心控制。结合施特劳斯所定义的现代危机来理解他的观点，可以看出哲学对政治的迫害也是造成现代社会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施特劳斯提出的根本性问题

那么，施特劳斯眼中的现代危机到底是什么？

施特劳斯虽然见证了东西方阵营的多年较量以及西方的大获全胜，但却并未像许多西方学者那样为西方文明的胜利欢欣鼓舞，反而为西方文明已经陷入的一场根源于自身的精神危机而深感忧虑。在施特劳斯看来，在西方高层知识分子的不断挑战之下，西方文明已经无法相信自己目标的正确性和自身的优越性，而对现代目标信心和热情的失落正构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严重危机。

施特劳斯认为，现代西方文明其实是建立在特定的目标之上的，即由享受着物质富足的男男女女建立起自由、平等的国家，由这些国家组成一个普遍的人类社会，并通过科技对自然的征服来实现普遍的正义和幸福。然而，来自知识分子的挑战使人们对整个现代计划的根本前提发生了质疑，例如对普适价值，财富与幸福、正义的正比例关系，以及科学作为征服自然、服务人类的合法手段的怀疑，这些怀疑一方面源自二十世纪的人类经验：全球各地对霸权的反抗、富裕社会中仍大量泛滥的犯罪和贫困、以及科技成为一柄悬在人类头顶的利剑。但对西方目标的优越性更为致命的怀疑则建立在现代性理论之上——现代性理论彻底否定了可以获得对某种目标或原则的普遍真理性的理性知识的可能性。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科学将自己研究的对象局限于事实层面，而将道德和人类的选择分开，把前者看作个人“价值”或“非理性偏好”。“历史主义”的理论则肯定所有人类思想和行为从根本上都仅依赖于历史情境，于是历史的发展历程被证明是毫无理性目标或意义可言的。相对主义宣称，所谓明确的绝对事物只不过是相对于特定参照系而言的唯心理念（faith）。这些理论从其产生来看都是针对了某些现代问题，但它们的发展却构成并加剧了现代思想的危机。

这场现代思想危机所造成的现实影响，首先在于使知识分子为西方文明合法性进行真诚的辩护变得十分困难。这不仅意味着西方在文明的冲突中面对外来危险的抵抗力下降，例如西方文明在面对伊斯兰文明的挑战时除了使用武力束手无策；更严重的是自由民主体制内部腐化的倾向：由于失去了对自身目标和标准的合理性的确信，自由民主越来越深地沦为放纵、庸俗、对社会风潮盲目顺从的代名词。政治社会存在的本身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对于共同的神的信仰的失落和对道德相对主义的泛滥使得国家的精神存在被逐步消解。

施特劳斯强调重新阅读和阐释经典作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是为了追溯这场西方现代思想危机的根源，同时也是为了寻求解决危机的最好方案。收入他眼底的经典作家不仅仅包括对现代思想影响深远的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等现代作家，更有古代经典作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施特劳斯认为，想要理解和考察现代思想的初始前提及其理论发展，必须将它们与古代政治哲学相对照研究，因为现代思想起源于古代思想，它们不仅部分上以古代思想为基础，而且部分上是对古代思想的反抗。了解两种思想的异同，才能准确地定位现代思想与古代思想的断裂处及延续性；只有用摆脱了历史主义的眼光考察古代思想，恢复这些思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才有可能从这些思想中汲取智慧来解决现代危机。

三，突破现代思想的束缚

施特劳斯是在西方思想中浸透多年的大儒，因此很难不承受他对现代危机诊断的深刻与透辟。作为一名中国读者，读施特劳斯的书，一直在我心头萦绕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西方现代理论确实如施特劳斯所说，导致了西方文明的现代危机，那么中国文化建设的前路是否还要遵循西方的老路？这个问题也许不能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但施特劳斯至少向我们说明，把“是”作为绝对正确的答案将是幼稚和不负责任的。

诚然，西方思想曾对中国历史上多次重要的社会转型发挥了积极的批判作用，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局面也造成了长久以来的中国文化的自信心的缺失，制约了东方文明自身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目前中国学界出现施特劳斯热，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复兴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这对于滋补已显孱弱的东方文明的自信心自然非常可贵。但我认为，施特劳斯给我们的启示，更重要的也许不是单纯地“回归古典”，而是用一种更加开放、客观的态度来面对古今思想、东西方思想，在解决现今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时，不是固守于东或者西，而是让中西古今的思想平等地展开对话甚至辩论，寻求更优的解决方案。这种开放的心态，以及心态背后自主自立的思想姿态，也许才是东方文明走向复兴最需要的精神品质。

（《政治哲学史》，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李天然 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