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汶川地震中的非政府组织：现状与评估

•岳德明（北京）

非政府组织，作为非营利、非权力的民间组织，是区别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部门，是支撑公民社会（又称“市民社会”）的基石。对于现代社会治理，非政府组织不可或缺。非政府组织在平时“润物细无声”，关键时刻则显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扮演拾遗补缺角色。但由于受到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水平的制约，非政府组织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作用和行动效果差别很大。

“5•12”大地震，非政府组织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积极行动，成效明显，改变了以往在大灾害中非政府组织作为不大的局面，初步展示了其对中国大陆社会治理的独特贡献，是30年来中国大陆公民社会成长的力证。同时，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力也获得锻炼和提升。这次非政府组织的群体行动，对于改变中国大陆“强政府，弱社会”的治理格局、实现社会与政府的均衡发展，意义不凡。当然，囿于法律等外部环境，此次地震灾害中，非政府组织也只发挥了部分功能，社会自组织功能还受到约束，尚待发掘。非政府组织，仍在成长中。

此次地震灾害发生后，舆论相对开放，政治环境也相对松动，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较可作为的空间，在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可以采取行动。角色定位上，非政府组织一般将自身定位为协助政府救灾的辅助者。一位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表示，“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的作用，就是水，它能够流到一些不被人注意的一些细小的角落”。有媒体也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称为“关注政府无暇顾及的细节”。非政府组织采取与政府合作的路线，以获得政府支持。这种路线，减少了阻力，使非政府组织获得可以施展的平台。非政府组织得以开展多个行动，形成整体合力，取得救灾实效。

具体而言，此次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可从五个方面予以评价。

反应迅速。此次救灾，非政府组织反应相当迅捷，不慢于政府，在一些方面还快于政府。5月12日晚，南京爱德基金会在成都建立救灾办公室，并拨款100万，紧急采购救款物资；当晚，李连杰壹基金也展开募捐。5月13日，自然之友、绿色和平、绿家园志愿者等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抗震救灾行动，当天有全国的近30家非政府组织加入；当天，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十多家非政府组织还发出《抗震救灾十万火急，灾后重建众志成城——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采取“各自行动，联合公告”的方式，13日当天就有57家非政府组织参加（迄今，参加的非政府组织已超过160家）。5月14日，“国际心连心组织”就进入北川灾区。

协作有力。经过30年的曲折发展，中国大陆的非政府组织数量扩张明显，但平均规模很小，因而组织化、协同合作是NGO提升行动力的必经途径。此次救灾，若一个个非政府组织各自为战，不形成合力，行动的效果将相当有限。5月14日，非政府组织的一个联盟组织“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以下称“NGO联合办”）在成都宣告成立，首批有30家非政府组织加盟；截至5月23日，加盟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已经超过100个。“NGO联合办”以“协调小组”为主体，协调指挥“前线物资需求信息搜集一组、二组”、“物资募集整理发放小组”、“信息收集整理发布小组”、“志愿者服务小组辖车队调集小组”、“各地救灾小组”等的行动。“NGO联合办”还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5月15日，20多个以成都为基地的国内及国际NGO联合，成立“‘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中心”。“NGO联合办”和“‘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的成立和运作，成为此次救灾中，非政府组织行动的两大平台。救灾中，非政府组织总体上建立了前后方沟通机制，实现了前后方信息的分享协调。

维系公信。公信力包括社会的认可和信任。要获得社会认可，一靠实际行动，二靠大众传播。这次救灾，NGO行动迅速广泛，一些媒体也予以关注，对于非政府组织取得社会认可，形成良好局面。而要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自律和开放至关重要。“绿家园志愿者”等非政府组织及时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募捐款物的使用发放明细情况，“爱德基金会”等则发出自律倡议。大多数非政府组织主要依靠公布账目的方式，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这次救灾行动，也是非政府组织提升公信力的契机。

有效传播。在媒体由政府主导的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如何运用各种传播平台，将自己掌握的信息和自己在解决问题上发挥的独特作用告知公众，是评价其行动的一个视角。由于官方媒体报道相当有限，非政府组织的救灾行动在普通公众中的传播效应并不显著。这不是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疏失。事实上，在媒体报道少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主要利用因特网来发布行动信息。与前方的协调合作相呼应，后方也形成了行动信息发布的集约式平台，如“中国NPO服务网”（http://www.npo.org.cn/jiuzai/）、“‘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网站（http://www.rivers.org.cn/512/）、“抗震救灾——民间公益在行动特刊”每日电子简报。

持续用力。非政府组织要更有作为，拓展发展空间，就需要展开可持续行动。这次地震灾害，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不限于救灾，更会着眼于灾后重建。南都公益基金会捐资1000万用于支持非政府组织的灾后重建公益服务项目，来保持和增强非政府组织业已形成的集聚效应和行动效应。不过，受自身人力资源和外部法律环境等的限制，一些行动机制只具暂时性（“NGO联合办”于5月30日正式解散，“‘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也于同日结束阶段性工作）。非政府组织自身在探索将临时的行动机制长效化、持续化。“NGO联合办”的部分伙伴就筹备成立NGO备灾中心。

此次地震灾害，非政府组织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获得不低的社会评价，成为其今后发展的新起点。而灾后重建，非政府组织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专业化较强的操作型公益组织更是拥有各自的专业强项。台湾“九•二一”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非政府组织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期待着中国大陆非政府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长期作为。

（岳德明，北京，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