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灾难，爱国，与生活常轨

•何润泽（北京）

爱国不应是“杀人的字句”，尤其是在灾难频繁时。灾难也不是一个使整个社会拔离正常生活轨道的借口

三•一四西藏有事，不必看新闻，只见街头巷口，标签层叠，有墨水手写的，有喷墨打印的。往返鼓楼与浦口间，各式T恤很亮眼，上头是硕大的红字，硕大的地图，硕大的火焰，人人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们很爱国。

五•一二汶川有事，不必看新闻，只见幅幅创口贴大小的标签贴尽学校，教室窗户上有，食堂计价器上有，破烂的水瓶盖上有，生锈的交通指示牌上有。还有：烈风将国旗吹下地，沾满灰尘肮脏不堪。事隔两月，人们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们很爱国。

人们的爱国心不容置疑，爱国行为让人感动。同样，人们脚踩国旗，把不容易清理的标签不分场合滥贴滥黏的行为也挺惹人动感情的——走在路上，我需要小心，因为爱国分子贴标签时，有贴歪的、贴倒的、贴了起褶子的，基于做事完美的态度，他们毫不留情地撕下印有国旗的标签，扔在地上，反正多的是。于是，走路的时候，不经意一瞥，自己正踩在一面国旗上——这时，会有一种左脚踩到右脚背的感觉。

爱国分子也有爱情，他们可能是情侣，他们一边贴标签“我爱中国”，“关注汶川”，一边打情骂俏，是的，一起做事是增进感情的好机会。爱国分子贴标签的动作很潇洒，轻松自然，犹如专业人士；贴标签的地点也很独到，有的离地六尺，个子不高，视力不好，你休想看见；有的离地一尺，大概是让你在系鞋带时，别忘了关注汶川地震，或者是给中国人饲养的猫猫狗狗看的，好回去向主人传达标签精神。

自汶川有事，我们的心系在灾区。图片、文字使人感同身受的淌眼泪，可突然间，我们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事，那就是汶川的问题说不得了：举国哀悼，幼儿园的懵懂小孩被禁止游戏，大陆人民三天之内不能有娱乐，有人对此进行批评，很是隐讳，内涵在宪政角度，但这都不容于“人民”，爱国分子义愤填膺，他们的话让人害怕：应该枪毙他；活埋他；这样的人，怎么有脸活在世上？一点点不同的声音就引得爱国分子义愤，惹得他们动杀心，也许某个“混账”ＣＮＮ主持人也说对了一部分——中国存在“暴民”问题。“暴民”被纵容着，无所顾忌，动不动就用语言将自己的同胞判以残酷的刑罚。小小怀疑，会引来他们更激烈的诅咒、更淫秽的骂词。暴民多表诸一个个字符，让人拿不准。敲打字符的人在网络以外通常彬彬有礼。不负责任的言论使人性侧面得以表露，但过于凶残的倡议已经超出了人性侧面的范畴，受禁闭的众人在唯一自由的空间呐喊出自己不太自然的“人性”。

人们头脑清醒时，看见法国门面，摆中国货的家乐福橱窗上的“大字报”，看见唾沫横飞的讲演者，看见唾沫横飞的讲演者在唾沫干涸时，猛吸一口痰，喷射在地面，爱国听众避之不及时，我们会考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的人首先要做什么，应该是不要往你祖国的土地上吐痰！

汶川有事，诺大的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学生有理由不上课，他们要救灾！事实是这些学生平时也很少上课，可不见得中国天天大地震。但是，灾难就是如此神奇，“违纪”在此时成了“义举”。老师还不能责备、阻止，否则就是“冷漠”、“冷血”。这两个词在灾难时使用特别频繁，灾区的学生骂某些非灾区的学生冷漠，非灾区的学生则暗地抱怨频繁的募捐——一场灾难成了一场人性大考验！

国殇时刻，人们理应团结一致，但团结不是没有分歧，人们在对国家的感情、对灾区的同情、对亲人的哀情上没有分别，但在如何表达这些强烈感情上是有分别的。如果允许每一个个人自发地表达情感、忧思，甚至质疑，对一个社会的成长是有利的。国家和社会的走向有如航船行在无灯火、星光的海上，船上载满了人，每个人看的见周围礁石，大众只会走避几块明显的礁石。但若允许几个不合时宜的抗议，每个人能够对此进行自发的分析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合意，也许可以避免触碰平阔海面下的暗礁。这要比不加分别，头脑热烘烘地参加群众合唱好的多。爱国不应是“杀人的字句”，尤其是在灾难频繁时。灾难也不是一个使整个社会拔离正常生活轨道的借口，在灾难时，每个人更应该好好做事，尤其是细微小事。也许暴民问题的根源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为灾难导致的强制力量出把力，齐心协力缔造强势的声音，自己也就显得脱离了凡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