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事实、偏见与政治认同
——解读《世界报》中的3.14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

•陈继静（北京）

中国应该通过在多个层面的跨文化对话，让西方媒体和民众更加了解中国的真实历史和现状，从而构建一个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的民族国家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西方新闻界对西藏3.14事件和巴黎4.7奥运火炬传递的报道和评论，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点燃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导火线之一。和讯网转载的评论《歪曲奥运火炬传递报道，法国媒体太无耻》以《费加罗报》（“火炬在巴黎惨败”）和《解放报》（“给中国一记耳光”）的“不实报道”为批判对象，认为它们“不打自招地暴露了法国政府故意破坏圣火传递的卑劣”，从而号召国人抵制法国参加北京奥运会。 这一解读很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鲜有机会接触法国媒体的中国网民以“支持！”、“强烈支持！”的简短回帖表达了一种不假思索的爱国情绪。

然而，对法国媒体的长期追踪和全面解读却揭示一幅更复杂的全景画（panorama）：客观/歪曲的事实、正面/负面的评论都存在，但其中违背新闻专业主义刻意歪曲、捏造事实的例子并不多见，出于政治认同而造成的盲点和误读却更为普遍。这里的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指的是人们基于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不同而选择的立场和主张。我以《世界报》为研究对象的，对这一法国发行量第二、海外销售量最大的日报在2008年3月1日至4月25日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评论进行了分析。在这组由事实各异、立场互斥的报道和评论所组成的观点光谱集中，法国政府故意破坏北京奥运会的“阴谋论”，和法国新闻记者通过违背“客观”、“真实”等新闻职业道德全面参与这一阴谋的假想，都将被打上问号。另一方面，很多记者由于政治认同而造成的盲点和误读，则显得更引人深思。

新闻事实：被表达的与被想象的
按照新闻事实在文本中所占的比重标准，《世界报》有关西藏3.14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的200多条消息和评论（不完全统计）可以大致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单纯的事实报道，作者的立场并不明显。第二类是带有评论性质的事实报道，作者以直接评论或带有立场、倾向色彩的语言来向受众传达其价值立场。第三类是单纯的立场表达，作者基本没有提供新闻事实。

单纯报道事实的占绝大多数。这类报道往往篇幅不大，大约数百字上下，报道了“斯皮尔伯格效应”、3.14事件、达赖喇嘛流亡组织的行动和言论、法国的政治、文化、体育界对北京奥运的态度、火炬接力受阻、中国网民的反法情绪和家乐福示威等重要的事件。在单纯报道事件的新闻稿中，明显构成事实错误的也有。如4月16日佩德罗雷蒂将奥运火炬手金晶的性别弄错。 但总的来说，这种事实上的错误并不多见。

有时候，消息来源的不确切或时间的延误部分地解释了报道不实的原因。例如，3.14事件发生以后，接连两天《世界报》都没有做出回应。直到3月16日，才有法新社和路透社联合发出的报道，提到根据达赖喇嘛流亡组织提供的数据，3.14 事件的死亡人数至少达到80人。 3月17日，法新社和路透社再度表示，死伤的人员达致上百人。 3月20日《世界报》网站报告了截至当天来自北京的数据：“至少10人”死亡。 3月26日，网站又公布了来自达赖喇嘛流亡组织的数字，认为暴动中死亡135人，受伤1000多人。 可以看到，《世界报》试图从多个来源对3.14事件的伤亡结果做出报道。从3月14日到26日的十多天时间内，《世界报》及其网站提供了好几个数字，来源既有达赖喇嘛流亡组织，也有北京政府。若从新闻专业主义标准衡量，《世界报》的记者至少及格。

在单纯报道事实的消息之外，是意见性信息表达与事实报道相结合的新闻或评论。这类新闻或评论篇幅也往往不大，一般数百字左右。从数量上看，它们仅次于单纯的事实报道。这类新闻和评论最常见的模式是：在客观的报道之余，用一些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来描述中国。例如，3月15日《世界报》网站报道了所谓“西藏自由运动”，认为“西藏自由运动更证明了北京奥运会的不受欢迎。” 3月20日的一篇报道将中国政府扑灭西藏骚乱的活动概括为所谓“镇压”（répression）。 同一天，记者尚巴涅将最近几个月内德、美、英、法等国网站遭到中国民间黑客袭击的事件描述成网络“黄祸”（Peril jaune）。 4月20日的一篇报道更将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

然而不应忽视的是，在《世界报》中，也有一些对中国较为友好的报道和评论采用了同样的报道模式。例如， 3月20日，希波提到达赖喇嘛的流亡组织时，以加引号的“首都”（“Capital”）来指称流亡组织的所在地达兰莎拉，表示了对中国主权的承认。 这一观察也说明，单纯的文本分析并不能揭示西方媒体不实报道的根源所在。所谓“邪恶的西方记者在‘客观’、‘真实’等新闻职业道德边缘打了一次擦边球”的解释，在面对报道策略相同、但对中国友好的新闻和评论时，难免显得尴尬。

上述文本分析表明，至少就《世界报》而言，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批判法国记者的不实报道将会无的放矢。被《世界报》所表达的，无论是纯粹的事实还是意见性信息，都体现出符合新闻专业标准的对立与平衡。支持中国和反对中国的法国记者，在报道策略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中国受众想象中“太无耻”的法国媒体，更多的是一些研究者选择性译介的结果。

西藏图景：偏见与事实的缠结
然而必须注意到，《世界报》还有一些评论，完全是价值判断和立场主张。这类评论首先包括对中国政府的直接攻击。例如，3月20日，流亡法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撰文表示，现在“必须对中国施压”。 3月29日庞尼亚托夫斯基支持西藏自治。 4月3日，玛丽•霍尔茨曼、魏京生、哈利•吴和罗伯特•梅纳赫等撰文号召“所有民主国家都应该抵制北京奥运会。” 可以说，这类评论已经不是关于客观事实的讨论，它们大都并没有提供足够的事实证据，而是撰文者政治立场的表达。

不过，也有一些评论开始反思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待中国的态度。3月16日，就在法新社评价3.14事件的同时，飞利浦却指出，奥运会只不过是反对北京政府的人所找到的一个借口（pretexte），让他们由此可以重新引导人们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3月21日的一条消息指出，“49年流亡以来，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主张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但越来越多的民主政权强烈反对支持他的流亡政府。”应该说，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4月4日，哈斯内的评论认为，“以西藏问题为代表的一系列事件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如何协调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4月14日，索伦•泽洛在《世界报》的网站上表示，“反华并不只是西藏问题所引起的反应，也是西方世界对中国态度‘转变’（Renversement）的开始。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正日益崛起，这引起了西方社会的焦虑。” 由此可见，法国媒体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注意到、并试图了解一个处在变动中的中国。

要理解上述法国媒体的偏见和反思，就必须看到拉萨3•14事件等发生的三重语境：经济全球化、中国改革开放30年和北京奥运会的即将来临。这种语境可能导致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乃至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传播框架：意识形态偏见优先于客观报道、利益博弈优先于事实表达。当然，要证明这种框架的存在，就必须对众多西方媒体的报道进行研究。所幸的是，《世界报》的一些报道似乎已经提供了初步证据。

在《世界报》中，很少为中国读者所了解的是，有些事实报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藏问题的现状，值得肯定。最富有积极意义的是那些试图对中国历史文化与西藏问题做出符合事实的解答的报道或评论。这类报道的特点是，往往篇幅较长，从1000-2000字不等。3月16日，索雷介绍西藏新通铁路的报道说：“西藏人不应该示威，中国自1950年以来占领西藏就是为了解放西藏。如果达赖喇嘛愿意读一下《人民日报》，他就会看到又一辆火车通进了西藏。” 3月23日，《中国和西藏——一段漫长的历史》也以长文介绍了西藏问题的由来，反映了法国记者试图理解中国问题的努力。 3月27日的两篇评论对西藏的经济、政治地位进行了分析。 3月29日，布鲁诺•菲利普又追溯了清帝国以来的西藏问题，得出了较为中肯的结论：“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毋庸置疑的。但自帝国时代以来的汉藏关系又决定了，这个问题将表现得十分复杂。” 4月4日，西尔维•考夫曼，佩德罗莱蒂和飞利浦对3.14事件以来的西藏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入分析西藏历史问题的报道中，对中国持批判立场的几乎没有。这似乎说明，只要西方媒体愿意不带政治偏见地审视中国的历史问题与政治现实，就能在对华问题上采取赞同中华民族一致选择的立场。另一方面，凡是媒体自发报道，大部分是客观的；但大数有信源的报道，譬如政客，则多提供了倾向性意见。

政治认同：更有效的解释框架
因此，在新闻专业主义视角失去解释力的情况下，基于政治认同的分析却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视角。这种视角认为，与其说是具备新闻专业素养的记者们故意参与了法国政府抹黑中国的邪恶阴谋，不如说是一贯以来的意识形态偏见（甚至是政治立场的对立，如魏京生等）造成了新闻报道的不实。留法学生虞磊和法国的“中国通”若纳唐•洛里奥的观察都说明，由于法国教科书曲解了1959年中国平定西藏武装叛乱、废除农奴制的历史，以至很多法国人一直认为西藏人没有自由、没有人权。

意识形态的偏见导致有些法国记者更倾向于选择不利于中国的消息作为报道对象，而这一点是无法通过以新闻专业标准分析报道内容而察觉的。例如，在前文分类的第二种新闻和报道中，还有一类援引有关言论的报道。 3月23日法新社和路透社联合发布的报道援引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的观点称中国并未通过举办奥运会而有所改变（changera），因此，该报道呼吁抵制奥运会。 4月2日，法新社和路透社援引大赦国际的观点认为，“随着奥运会的临近，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 4月5日的报道援引法国人权事务国务秘书拉玛•亚德的话说，如果要总统萨科齐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政府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与达赖喇嘛对话，释放政治犯以及“停止对西藏的暴力”。

这类多为“据传……”性质的消息，造成了一种官方舆论一致抵制北京的假象。然而实际上，奥委会主席罗格所提到的“改变”，针对的是北京空气质量的问题，而非某些法国记者所关心的人权问题。2008年3月18日《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可以证明这一点。该报题为“国际奥委会就北京污染问题发出警告”的文章指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援引自身的医疗研究结果称，空气污染可能会对参加北京奥运会马拉松、铁人三项等耐力项目的运动员的健康造成威胁……这一结果的宣布标志着国际奥委会首次正面承认北京的污染可能伤害奥运会选手。” 然而，带有偏见的法国记者却误读了罗格的言论，并给读者造成了奥委会主席号召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印象。虽然罗格本人多次表示，从不后悔将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中国。关于萨科齐的所谓三个条件，亚徳后来否认她在接受采访时使用过“条件”这个词，但《世界报》却说他们“忠实地记录了”亚徳的话。亚徳随后发表了一项声明，称“总统说任何行动都是可能的”。 对上述两则被有关研究者集中诠释、并直接引起中国网民反法情绪的报道分析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偏见导致了一些法国记者对官方言论的过度诠释。至少罗格与萨科齐本人的立场都显示，设定存在一个“法国政府主使、法国记者积极参与的反华阴谋”的做法并不明智，也许会令中法关系陷入僵局。

带着有色眼镜的西方记者不仅倾向于对官方立场作不利于中国的解读，还倾向于将一般法国民众的对华态度描述成他们想象的图景。例如，4月6日《世界报》记者雅克•福洛鲁表示，“火炬接力在欧洲每一步都遭到抵制，似乎说明中国西藏政策的失败。”4月8日记者吕克•维诺格拉多夫特的报道更是非常典型地代表了一种敌视中国的解读，声称“火炬传递之路变成了耻辱之路”。然而，留法学生宋可的摄影和报道却证明，在4.7火炬传递过程中，许多法国人对北京奥运会表示了热情支持。 文本分析在这里又一次失去了解释力：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偏见更多地体现在新闻文本之外；它们是那些不被报道、也就无所谓客观与否的事实。

全面审视《世界报》的有关报道揭示，单纯通过歪曲事实刻意抹黑中国的做法极为少见；在各种事实、观点的互相碰撞中，更多偏见是由法国媒体的政治认同所造成的；而这种认同很大程度上又是基于他们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想象。由此，新的政策建议认为，抵制法国等西方国家是以冷战思维片面观察西方态度而得出的结论，无法应对中国日益改革开放、参与全球化时代的需求。在法国记者的政治认同所造成的偏见背后，是他们对中国西藏历史和现实的长期无知、以及对中国所谓“人权问题”的刻板印象。中国应该通过在多个层面的扩大跨文化对话，让西方媒体和民众更加了解中国的真实历史和现状，从而构建一个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的民族国家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陈继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