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煜:有感女性解放的出路——读《一间自己的房间》

有感女性解放的出路
——读《一间自己的房间》

曹 煜(北京)

女性的解放不是去做男人,也不是去反对男人,而是做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作任何选择,不被阻碍、不被干扰。

二十世纪英国女作家吴尔夫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被看作是重要的女权主义作品,也是一部精品。原是题为“女性与小说”的演讲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

对于女权主义和女性解放的问题,我没有读过任何一本专业的书籍。我的涉猎范围长期以来仅限于阅读女作家写的小说和女歌手唱的情歌。但毫无疑问,我对女性解放有自己的看法,我也很明确地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男权社会之中。在自己的人生过去的几十年中,我能感受到自己作为女性的性别特征,但我不知受了怎样的影响,往往把自己当成一个男人,以男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完成事务。当然,这种努力很多时候又会变成徒劳,让我沮丧。因为那一个属于自己的性别还是会经常跳出来,站在我的面前,让我不由自主地去关注它、成为它。

《一间自己的房间》以文学史为载体,涉及的女权主义话题犀利无比。

一、女性作家应有的状态
吴尔夫认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样的文学大师拥有一个作家应有的精神状态。她说:“抗争、告诫、谴责、报复、让世界见证艰难困苦,所有的这些愿望,在他(莎士比亚)那里都燃烧殆尽,烟消云散。因此,他的诗章喷薄而出,淋漓酣畅。如果真有人曾经完整地表现了自己的意图,那必是莎士比亚。如果真的曾经有过明净的、消除了窒碍的头脑……那必是莎士比亚的头脑。”

“明净”和“消除窒碍”的头脑在吴尔夫看来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文学作品种传达出她前面所说的那些诸如“抗争、告诫、谴责、报复、让世界见证艰难困苦”的情绪,那么这个作品必将是失败的,因为那些情绪将使作者变得狭隘。她举了英国十六世纪英国女诗人温切希尔夫人的例子作为反面证明。温氏的一首宣泄妇女地位低下的诗被举了出来,以此为例,吴尔夫说温氏的“头脑并没有‘消除一切窒碍、趋于明净’。相反,憎恨和哀怨困扰着她” ,“一些陌生的情感,像恐惧啦、仇恨啦,搅乱了她的头脑,在她的诗中,也显示了此类心神不宁的痕迹”。

另一个反面的例子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夏洛蒂•勃朗特,她引用了《简•爱》中简爱的一段心理描写,其原本在叙述简爱的日常生活,却意外地宣泄了简爱因作为女性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的愤怒:“我想这是一处生硬的转折。内容的连贯性给打断了。我把此书与《傲慢与偏见》摆在一起,接着又想,人们或许会说,写下这些文字的女子要比简•奥斯丁更有天赋;然而细读一遍,注意书中的这种突兀,这种激愤,你就会知道,她的天赋永远不能完整和充分地表达出来。”

在这里,吴尔夫提出了一个她认为作家应具备的重要素质,就是“诚实”。这里所说的诚实与“平日不赖账,危难时行事磊落没有关系”,而是“让他人相信,这就是真。人们会感觉,对啦,我可从来想不到事情会是这样,一切就是如此发生了。”她认为简•奥斯丁和埃米莉•勃朗特做到了这一点,她们毫不迁就男性的权威,即既不“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女人”,又不“争辩地与男人不相上下”,“她们像女性一样写作,而不是像男性一样写作”。接下来,她还称赞了简•奥斯丁的文字,她说奥斯丁审视、嘲笑当时流行的“男人的句式”,而是“发明出合乎自己需要的句式”,从而能够自由、充分地表达自己。

类似的例子在文学史并不鲜见。比如简•奥斯丁和埃米莉•勃朗特,没有被女性对男性的惧怕和憎恨遮蔽了双眼、阻塞了思维,而是仍然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不向男权社会低头的方法。在写作的内容上,她们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故事,而不管这个故事是否符合男权社会的标准;运用属于自己的句式,而不管它是否得到一般意义的认同;她们不刻意要去遵循那些男人制定的规则;但她们也不为自己是女人而感到委屈或故意要与男人作对。是的,她们不卑不亢地承认自己是女人,于是她们就大大方方地做女人,写她们熟悉的东西,写她们认为真的故事。也只有这样,她们的书才会具备长久的价值,而她们的才华也才能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让我们领略女性的魅力。

说到“诚实”,当然不是只对女性作家而言。对所有的作家都是如此。比如吴尔夫所推崇的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就是其中的典型。说得更加通俗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常常挂在嘴边的“真诚”。当然这种真诚是深刻的,是不易做到的。即你所表达的必须是你认为正确的,如果连你自己也不相信它是真的,那么让别人读来,也将不知所云,索然无味。

总之,在吴尔夫看来,“诚实”是一个作家应有的状态,不限男女,做自己就好。我以为,这才是女性解放关键所在。女性的解放不是去做男人,也不是去反对男人,而是做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作任何选择,不被阻碍、不被干扰。

二、两性关系
男女两性的地位在千百年来的文明社会中是不平等的。就算在英国这样的西方社会,已婚妇女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而二十世纪初部分有财产的妇女才拥有选举权。而婚姻自由也不过是晚近的事情。东方社会的女性地位,就更不堪了。

吴尔夫是一个懂得历史的人。她不止一次地试图寻求历史上妇女地位的真相,描述那些湮没在历史中的普通女子的日常生活。但是她也很快发现这是一种徒劳。因为历史书不会记载这些内容,原因很简单:女性长久以来是属于卑贱的那一个性别。

跟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女性为什么不能有莎士比亚的成就?吴尔夫说:“因为莎士比亚般的天才,不会出现在辛苦劳作、目不识丁的卑贱者中。……女性几乎还在幼年,已经在父母的督促下开始劳作,法律和习俗也竭力维护这种做法,试想她们又如何能孕育出莎士比亚这份天才?”在吴尔夫看来,女性之所以不如男性,是因为她们没有机会去接受教育,更没有自由去放眼看世界,还要受到生育的拖累,受到传统贞操观的威胁。在此,吴尔夫想象了一个“莎士比亚的妹妹”的形象,并说明了在那个时代,她即使拥有作为诗人的天才,也终将以悲剧收场。

是的,男性极力地维护着他们的强势,恨不能把女性永远地压在下面。吴尔夫就说:“男人反对妇女解放的历史或许要比解放运动本身更有意思”。同时吴尔夫还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男人根本离不开女人。她说:“我开始思索,这些伟人(作者举出了歌德、雪莱、伏尔泰等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仰慕女人,追逐她们,与她们一道生活,向她们吐露心声,同她们做爱,描写她们,信任她们,显露只能说是对另外一性中某人的需要和依赖。……但我们如果断言他们从中只得到了舒适、逢迎和肉体的快感,别无其它,只怕又大大地冤枉了这些出类拔萃之辈。他们得到的,显然,是同性所不能给予的一些东西,……。她是另一个生活秩序和生活体系的中心,此一世界与他那个世界——也许是法庭或下议院,适成对照,令他心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接下来,即使是在最平淡的闲谈中,自然也会有见解的不同,滋润了他干涸的思绪;看到她创造得一个与他分明两样的生活环境,他的创造力也活跃起来,不觉之中,呆滞的头脑开始流转……”吴尔夫的这段生动的话语道出了男人对女人的依赖。

然而,男人又一手打造了女人这个卑贱的性别,为什么呢?吴尔夫说那是因为男人们有一种所谓的“男性情结”,即他们要从女人的身上找到生活的自信,设想自己生来比别人优越。于是他们选择了占人类人口一半的女性作为那个能凸现他们地位的“卑贱者”。吴尔夫在此作了一个心理的解释,在现在看来也许并不全面,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太过复杂的问题,也许有生理的原因,也许有文明发展的原因,当然,正如吴尔夫所说的,也有心理的因素在里面。

在男女两性与文学创作的话题上,她赞成柯勒律治说的话“睿智的头脑雌雄同体。”她说,好的作家都拥有雌雄同体的头脑,如莎士比亚、济慈、柯勒律治等等就是如此。男作家应该有女性化的男人头脑,而女作家则应该有男性化的女人头脑。这个观点我是第一次看到,觉得颇为新奇。仔细读来,她所谓的“雌雄同体”一方面是说作家的头脑中拥有男性和女性两种思维的优点才能放射出创造的光辉,另一方面也是说这种头脑实际上是无性的,它根本不考虑性的问题,即它没有对于任何一性的偏见。为什么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书被大家喜爱,我似乎从吴尔夫的观点中得到了答案:因为男人和女人都能读懂它们,都能从中找到与自己心灵相通的地方。

三、女性解放
吴尔夫承认女性思维和创造力与男性的差别,所以要将两性结合起来。她说道:“女人的创造力与男人大不相同。必须说,对它的遏制或虚耗都会让人大为惋惜,因为它是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严厉钳制后赢得的,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女人如果像男人那样写作、生活,或像男人那般模样,也会让人大为惋惜,想想世界的浩瀚和繁复,两个性别尚且不足,只剩一个性别又怎样行?教育难道不是应该发掘和强化两性的不同点、而不是其共同点吗?”她这种对于女性解放的设想在现在看来仍不失为一种正确的观点,她说如果每一个女人都拥有五百英镑的年金和一间自己的房间,正视这世界的一切,然后“自由地、无所畏惧地写下自己的想法”,那么莎士比亚的妹妹就会“再生于世间”。

我以为,所谓女性的解放,女人不必去当男人(我一直很反感“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这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观点),男人也不必反过来吹捧女人,而是首先承认两者的差异,然后让男人和女人都发挥出自己的智慧,不带任何偏见,拥有平等的机会。也许,有的女人真的能够胜任男人的工作,而且这样的女人还不在少数。但是这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了,如果她们愿意,她们当然可以去做啊,重要的是给她们自由,让她们去做她们想做的一切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