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新一轮变革的开始
•李向品（武汉）

西方发达国家经历这一转型，历经一两百年甚至数百年，我们却因为历史的“遗产”，不得不进行转型的“提速”。这样，那些发达国家数百年间遇到的问题矛盾，也就有可能全部集中爆发在这一阶段，中国事务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前所未有。

经历了2007年依旧高调的和谐社会、高速发展的经济成就、国际舞台上的顾盼生辉以及崛起中的大国地位被西方列强所承认的自豪，2008年向我们姗姗走来。2008年注定会成为一个历史里程碑式的年度，百年的奥运之火将在遥远的东方燃起，可同时我们不能忘记2008年也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不能忘记那场为我们今天繁华与强盛奠定基石的变革。

在那场历史性的大变革中，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转型中的中国年度经济增长速度达9.67%（2006年数据），如果单以这个数据来说，这30年可以称为 “黄金30年”，其历史性成就即使拿1960年至1990年的日本、1966年至1996年的韩国也难与其媲美。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却依旧在历史经验的摸索中渐进前行，取得的成绩很难让我们感到自豪。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作为连接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中的行政体制却自1982年以来却一直进行着五年一度的“钟摆式变革”，至今已历经五次，每一次都为我们积累了诸多理性的遗产与发展的财富，而今年它将面临第六次。这次，它的名字叫“大部制”。

行政体制现代化的必需

可以说，当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一个不引人注意的段落中谈到“大部制”时，人们就开始了期待，甚至猜测，并因此在网络上流传了数十个“大部制”改革的版本。人们希望“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既能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问题”，又能切实提高我们的政府效率、推进政府执政的法治化与民主化进程。简而述之，则是推进行政体制的现代化。

可到底何谓行政体制的现代化，不同人又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抽象但又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甚为熟悉的词语后面到底有多少含义呢？我们可以套用一下思想家韦伯的解释：现代化就是理性化，而理性化则是人们能够依据制度及规则而不是传统或是恐惧进行判断抉择。这样说来，行政体制的现代化则是要求我们需要建立起一种能够基于合理的制度与规则行使职权的行政制度。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这样的制度必定会降低政府及个人行为的交易成本。这样的制度无疑是有效率的，而效率正是行政管理价值的重要内涵与意义。

也许有人质疑，我们现在的行政体制不是已经有赖以存在的制度与规则吗？依法治国不早已成为我们的国策了吗？可是我们想过没有，我们的制度与规则是合理的吗？何谓合理？以邓小平先生观点，就是要与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今天，我国中央层面的政府机构设置仍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口设立的痕迹。每一个部管理特定的行政事务，分工很细，目的在于对从生产、流通、供给、运输等多个环节进行全面管理。而市场经济要求市场要素之间要合理配置，并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流动，很多事务的管理不再相互独立，而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做到统筹规划、总揽全局、法治保障等等有机结合。

同时，最近几年，一个新词语不时见诸报端，那就是“部委利益”。按理说，处于中央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各部委应该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维护者，自身保持政治中立，保持政策的执行的效率与公平公正。然而，在当今中国，在许多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由于中央政府各部门权责划分制度性的缺乏与规则的不完善，中央部委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维护部门利益的嫌疑，成了人们所指称的“特殊利益集团”。

以一直呼吁的邮政体制改革为例。邮政体制改革涉及邮政总局、财政部、国资委和央行四个部委。国资委自然希望能从邮政系统剥离出一个企业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而按照邮政总局的计算，因其承担普遍服务每年亏损达41.7亿元，如果邮政系统再剥离出一个企业，财政部是否要掏腰包补这个窟窿？存放于人民银行的邮政储蓄多达8000多亿元，央行当然希望邮政系统成为第五大国家银行。结果在几大部委的利益博弈下，邮政体制改革至今未能明朗化。而燃油税、数字电视标准等也是因此一直没形成共识而难以出台。

另外，在制度层面上，相对于西方，我们的国民一直有一种自卑情绪，常常说我们是“一流的人才，二流的条件，三流的管理”，因此我们一直渴望能在管理制度上能有一种质的提升，不但为我们的大国的崛起之路提供一个好的软件基础，也可以让我们脆弱的国民心态能平和而端正起来。

在这种理性与感性的混合号召了，“大部制”应时而生。

大部制之忧

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专家学者谈到“大部制”转变的必要性时，热衷于通过中外比较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结论。例如常常引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中央机构设置除新西兰30个、加拿大26个外，其他国家都在20个以下。其中，澳大利亚和英国19个，美国和法国15个，德国14个，日本12个，机构设置最少的瑞士只有8个。中央政府核心机构设置数量平均为16个。与我国国务院目前有28个组成部门相比较，数量相对较少。”

其实，如果单单从部门数量多少看待问题，无疑于管中窥豹。评价现代政府管理的优劣，关键是其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的规模和管理能力的大小，必须和它承担的责任相适应。

而我国最现实的国情，就是它一个是正在经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经历这一转型，历经一两百年甚至数百年，我们却因为历史的“遗产”，不得不进行转型的“提速”。这样，那些发达国家数百年间遇到的问题矛盾，也就有可能全部集中爆发在这一阶段，中国事务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前所未有。因此，不能用简单的线性思维，去比较转型中的中国和那些已经经历了痛苦转型历程的发达国家。

同时，“大部制”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需要面临政府机构设置重叠、部门利益、职能分割、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诸多问题，而这背后的核心则是由于公共权力的运行缺乏规范。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往往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如果没有法律来规范机构内部权力运行，就难免又一次演绎了政府机构“周期性分合”的规律。如此说来，能不能建立相应的权力运行及监督机制不得不成为一个我们忧虑的问题。
向上抑或向下

再过几日，吸引人们无限遐想的大部制将“千呼万唤始出来”。到时，无论它是否与我们心中猜想的版本相一致，但毋庸置疑的是，它的出现又将严重影响我国今后的政治社会生态，甚至是经济的发展速度与政权的稳定性。

但如果此时让我们现在去猜想“大部制”的“向上”抑或“向下”、前景或结局无疑是痴人说梦，不过我们却可以在历史的过往中追踪世界各国的“大部制”改革，以理性的态度去审视那些历史留下的遗产与财富。

例如我们的邻国日本。在规划和实施大部门体制改革过程中，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由首相直接领导的“行政改革会议”，吸收专家和社会有识人士参与，充分研讨，独立形成改革建议，政府对建议给予最大限度的尊重。同时，在部署改革过程中，坚持立法先行，到2001年改革正式实施，共提交立法机关审议通过了数十部相关法律，保证了改革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在中央政府改革的基础上，日本的地方政府才积极推行大部门体制改革。

当然，这样的模式对于我们国家的高层领导者绝不陌生，我们也是这样“摸着石头过河”，在“沧海桑田，世事变幻”的改革开放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可这种渐进的改良到底能走多远？我们仍需审慎的考虑。对于“大部制”，我们起码要有三个考虑：一是“大部制”框架的容纳量，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包容因政治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所产生的需求；二是“大部制”自身的调整和完善的能力是否具备；三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产生的需求的总量，这种总体需求会给“大部制”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我认为，这种考虑才决定着“大部制”的“向上”抑或“向下”。

作者简介：李向品，武汉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