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权力，自由和网络舆论监督

袁辉（南京）

2008年中国网络的舆论监督将是2006、2007年一系列突破性事件的延伸和扩展。新年伊始，藏羚羊假照事件因肇事者的理性道歉和辞职，而仅仅成为07年华南虎事件的简略版，而“艳照门事件则以挑战世俗道德的行为为发轫，又以犯错者承受远大于自己错误的痛苦和伤害而告终，过程和06年的虐猫案如出一辙。而“很黄、很暴力”事件以一个13岁的女孩的伤害留下了令人深思的问题。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网络监督力量何以出现，力量有多大，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历史与契机

迄今为止中国的网络监督的历史已经经过了两个明显的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是2006年。之前的网络监督的确存在，但只是一种前反思的状态，没有形成全民的关注，以及对电视、纸质媒体的共鸣效应。暂住证事件先是由媒体引发的，而网络仅仅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经济学家的质疑，和对房价、医疗和教育的忧虑都引起了很大关注，但并不以事件形式产生，也不是自发性的出现。

06年是中国网络监督的第一个阶段，第一次出现“06年十大网络热门”的反思性总结，“雅阁女”“虐猫案”“流氓外教”“秘书门”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全国网络的关心和讨论。虽然这个阶段停留在对普通人的道德监督层次上，同时没有引起各种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这个阶段的网络监督已经开始引发人们对于道德、民族情感等一系列讨论和反思，虽然客观的观点一如既往地少，但是并不缺席。

07年则是令人振奋的一年，“钉子户”事件、“华南虎”事件、“黑砖窑”事件除了涉及政治以外，还第一次跳出了网民的个人限制，而触及了中国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阵痛。从底层到中央，从广播电视到纸质媒体普遍关注起网络来，并且对中国的政治造成了真正的推力。而在厦门PX事件中，网络直接成为了民众运动的助推剂。无论是网民还是政府都第一次发现，网络舆论成为一支独立的监督力量，在规模、关注度上，超过了国内的其他媒体，也在作用上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的网络舆论监督。

06、07年网络舆论监督涌现的偶因很多，网民数量增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到2005年底，网民数量已经达到1.14亿，而从2006年起到2007年两年飞速增长到1.82亿。另外中央高层对网络的重视，视频网站的兴起，都促进了这个进程。

从量变到质变是网络舆论监督兴起的契机，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在美国以及欧洲等国，无论是网民的总量还是普及率都很高，网络的技术水平更高，但是电视、纸质新闻媒体依旧是舆论监督的主导。

高层领导的重视也不是绝对的原因。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因素，高层也会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地了解民意，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也曾引起过巨大的轰动，造成过很强的网络监督效应，但是却从来没有今天网络这样波及广、强度大。而且2007年的网络舆论监督几乎是网络带着高层转，高层显得非常被动。

网络舆论本身事实上也不具有什么特别的强力。也许网络舆论能在短短时间里引发上万人的评论，但是对政府和个人的力量远没有电视、报纸力量大，更没有高层的重视大。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以是否得到中央指示、是否能登上新闻联播为决定性的胜利。一个例子就是，在中央指示下，“山西黑奴工”事件几乎，“华南虎”事件至今仍未解决。

也许这些因素在量决定了网络舆论监督在06、07年的兴起，但究竟是什么从根本上造成了网络的舆论监督机制呢？

中国网络舆论监督力量溯源

中国的网络舆论监督力量的形成，是其内在因素交织而成的。第一个用因素是网络管理上的权力真空造成的消极自由，第二个是网络本身的交流机制产生了讨论自由。

网络自身由于其时效、数量上的特点，导致了在中国尚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的、四处泛滥的行政权无法渗入。这就导致了网络具有了政治学意义上的消极自由。

这种消极自由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意见表达的多样化。这样，在网络中，事实本身的力量就体现出来了。电视和报纸媒体是广电局和地方部门行政指令的最主要承受者，不符合标准的信息往往在底层编辑手里即被筛选掉，即使有报导，很快就伴随这相应的惩罚措施。

而在网络，由于信息发表的自由性，信息以原生态得到发布而供网民选择。同样的松花江污染事件，电视媒体因为社会稳定需要，只能使其以领导视察、政府赈灾，灾民逢灾如过年一般出现，而网络则可以通过各种图片、传闻等等方式引起网民自由争论。我们这个时代脉搏，时代的阵痛，随着“钉子户”“厦门PX”事件得以表达出来。

第二个作用，则和网民的自由讨论这个因素结合起来。在自由争论中体现的百姓自己的呼声，又是一种力量。网络和电视媒体不同，意见是单向的、同一的。而在网络上，网民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意见，不符合同一化的评点也得以出现，而由于其数量的巨大而无法被控制。央视“很黄、很暴力”的定论，在网上完全得以狂欢式的颠覆，成为另一个样子。

这是网络舆论力量得以兴起的决定性因素。仅仅是新闻的自由，也许仅仅给受监督者以一种舆论上的压力，而网民的意见，则代表了无数未知的力量，它既向政府也向百姓自己表明，百姓的想法与政府的舆论并不相同，它的力量是未知的，可以发展成上海、厦门的“散步”，也会发展成为国家高层的监督。

自由表达这个因素单独带来的作用已经超出了舆论的范围。可以公开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因为原生性而多有不同。于是新的思想开始传播，理性的思考开始进行。这里我们必须对一些敢于提出质疑的知识分子表示支持，例如性学家李银河敢于对大众伦理观叫板。理性的思考在尚不成熟的网络中会遭到无数的误解，但终究会使得一批网民开始动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开始真正的讨论问题。

如果说必须给这第三种作用所带来的力量给一个名字的话，这叫做理性的力量。没有什么比看不见，摸不到的理性更没有强力的了；但也没有什么比理性更能推动人类了。网络之所以能够起到监督作用，也许不在于强权，华南虎假照的肇事者依旧没有受到惩处。网络只是唤起了人们的理性，懂得道德上的廉耻，理性上的得失。藏羚羊假照事件未有几天，当事人道歉，负责人辞职，无疑是吸取了华南虎事件经验和教训，而网友没有太多的口诛笔伐，也是一种理性和成熟。

暴力与错位的权力

三联周刊曾以《网络暴民》为题，对网络中种种非理性的谩骂和评论作过反思。似乎对前面提到的网络理性是一个讽刺。似乎网民没有珍惜这宝贵的自由，不懂得如何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见。

如果这里的自由仅仅作为一种通俗的表达，那么的确如此。网民在没有秩序的论坛和网站上做错了很多。但是如果按照消极自由的严格意义，即不受权力干涉，不受权力侵犯而言，网络暴力的产生，不在于网民的自由太多了，而在于自由太小了。这个颠倒似乎很难理解，但是如果我我们看看遭到谩骂的张五常、李银河等人所损失的言论自由，虐猫案主角和张殊凡损失的隐私不受侵犯的自由，我们就知道，网络上的自由的确太少了。

那么是什么阻碍了网络的进一步自由呢？我们通俗表达所指的不珍惜自由，又是指的什么呢？

这个不珍惜，这个阻碍，就是网民自己干涉他人的权力。舆论监督的确在大部分情况下带有权力干涉的意味，甚至没有一些强制性力量，否则监督就是空话。但是无论如何，网络的一些基本自由是必须保证的，个人的隐私权，非煽动性的言论自由，以及不伤害他人的情感表达。而网民对此尚不懂得保护，而是使用谩骂、人肉搜索等方式对不同于自己的意见进行粗暴的干涉和压制。这同样是一种权力干涉，对自由的践踏，本身不是自由。

关于自由的保护大部分人只知道法律不容干涉的自由，而世俗意见的不干涉却没有考虑进去，而侮辱、谩骂等干涉就更少有人认为是一种对自由的干涉。而对这种自由的保护，至今为止没有，没有得到。

应该说，权力只有通过权力来制衡，国家的干涉性权力只有通过民主的监督来平衡，而网民对他人的干涉也需要相应的权力来干涉，但是很遗憾，暂时还没有，或者很少。更多的是一种错位的干涉。国家对此的努力仅仅出于对舆论的管理需要，因而进行了一系列失败的干涉。网络警察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不能阻止网民的粗暴言论；网评员事实上因为国家干涉的公信度问题而流于失败；而实名制等问题由于操作上的失败，只能起到控制舆论的效果，隐私权在更大程度上遭到破坏，而言论自由则依旧遭到网民的粗暴干涉。

我们需要一种的新的权力，它能鼓励独特的观点和理性的思考，支持少数派的意见，促进人们从新的角度，而非同一的观点进行监督。

网络舆论监督的未来

中国网络的舆论监督只会是一个历史现象，它伴随着一定历史条件而产生，也不会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产生于于中国社会转型阶段言论自由的局限性。随着经济改革的渗入，政治改革将会继续深入，舆论的自由度将越来越大。报刊和电视媒体由于其生动性和深入性将发挥其应有的优势。届时，网络舆论监督也将继续下去，但只能作为舆论监督诸多渠道建立起来的体系的一部分。

2008年，中国的网络舆论监督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将会继续。而权力也在试图进入这一领域，整顿视频网站的法令已经颁布却了无声息，不久又版主实名制又开始在各地推行。这也许能保护网络的理性言论自由，但却又可能造成了另一重限制。

这一切是喜是忧？结果又将如何？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