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欣:什么是作为反权力的权力?

什么是作为反权力的权力?
——读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和反权力》

童欣(北京)

在冷战结束之后,新的比较稳定的国际秩序至今未能建立起来。在人们越来越憧憬着繁荣而美好的未来的时刻,人类却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冲突和挑战。究竟应该以一种怎样的原则来作为未来理想的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呢?在众多的方案中,德国思想家乌尔里希•贝克以对“世界主义政治”独树一帜的阐述而其成为一种被广泛关注的思潮。

2007年9月,贝克来北京大学演讲时,我曾问他,“您提到了全球化时代的三个权力源,民族政府、世界经济(跨国公司)和公民运动。那么作为一种反权力,公民运动如何能够与掌握有军队和法庭的国家、以及掌握有资本的跨国公司进行权力竞争呢?”他回答说,“首先,在欧洲,非政府组织的调查结果的公信力要高于政府组织和商业组织。这使得他们在争取民众上更有优势。其次,现在已经兴起了许多‘抵制消费运动’,它能以“说不”的方式来形成政治影响力,这方面消费者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已经有过成功的例子。在过去的一次会议上,原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发言时曾满口的环保言论,以至于我身旁的一位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者说,‘他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我想,这可以作为公民运动影响力的一个证明。”他在演讲中所提到的解决当今世界问题的方式让我感到新鲜,于是就在现场买了他的一本《全球化时代的权力和反权力》,回家细读了一番。此书系统的探讨了贝克所提倡的“世界主义政治”的逻辑线条,能概括贝克对此问题的思考,所以,我想通过我的这篇小文来于大家分享自己阅读的所得。我会现尽量客观的提炼书中的观点,除个别斜体字外,我会将自己的阅读感受和评价写在文章的最后部分。

该书可分为三个部分,一至三章为第一部分,是对现行的民族国家体系的质疑和对世界主义的介绍。四、五、六章是第二部分,介绍贝克所称的三种权力和反权力的各自的战略。七、八两章为第三部分,贝克对自己的理论进行的现实性和可能的副作用重新进行了反思。

在第一章中,贝克开宗明义的提出:在全球化时代,“原来的游戏已经行不通了”,民族国家的界线已经在事实上被打破,谁要是继续用民族国家的视角去思考,谁就会输掉新的世界性的超级游戏。“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撤销民族国家的定位,因为国家不再是国际体系的代表”(p. 9)。但也不要对“国家可能拥有的行为能力和自我转型视而不见。”在解释这种转变的紧迫性时,他提到了以911为代表的全球性恐怖活动的威胁,“是的,在一个文明世界,应当结束国家的权力垄断,否则,任何东西到了狂热分子的手中,都能变成杀人的武器,公民社会的和平象征可能变成杀人的工具。”(p. 11)不结束权力垄断,各种新技术就会导致战争的个体化,而作为反应的强制性监控又会导致民主被牺牲掉。

超级游戏的三个新玩家是:资本(跨国公司)、国家和世界公民社会,三者的战略能力是不对称的,但在角逐中各有优势和弱点。资本的优势在于先天的无国界性,国家则是现实中的拥有机构和权力的政治实体,而世界公民社会的优势在于它在三者中最具公信力和合法性。未来的合法性将出自和平、人权、环保和世界正义。

在第二章中,作者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对民族视角的方法论的批判上了。在开头,贝克提出,世界主义者有双重的忠诚:“他们既是世界的公民,又是城邦的公民”,他们设想自己生活在一个“超越人种、文化、宗教、等界线的政治统一体”——世界城邦中。而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是错误的根源,也正是第一次现代化的缺陷所在。国家和国家概念上的非历史性和抽象性,以及排他性的民族中心主义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在第三章作者主要论述了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以及它们如何导致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失去边界,更详细地介绍了参与角逐的权力和反权力,并再次强调了世界主义的重要性。

首先是财富作为全球权力的前所未有的伸张。财富不同于暴力,暴力只能消极地惩罚,而财富却既可惩又可奖。贝克认为经济的全球化是世界主义的推动力,但也认为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民族国家体系的解体并不就必然导向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在财富的权力与其反权力的角逐中出现的。跨国性政治的紧迫性在于,资本以及开始确立自己的全球统治,跨国公司正在成为亚国家。而立法权也正在私有化和跨国化。

接下来,贝克阐述了世界公民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人权。他明确表示,人权高于主权。未来的一切力量应该围绕这个核心来运转。并对权力的关键点——暴力机构——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军队的任务要加以调整,它的核心任务是:利用军事手段维持世界公民社会。”“这里说的不是升级的武装力量,它的任务既不是保卫自己的国家防止外来侵略,也不是占领别国的领土,而是在别国的主权范围内恢复和保护公民社会的民主秩序。”“这种武装力量不再宣誓效忠于一个民族,而是组成一个在多国部署和作战的、遵守人权法典的军事单位。”“因此,这种武装力量从其组成、目标和组织结构来说,是世界主义社会的微型实验。”(p. 71-73)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各国政府“必须放弃民族的独立”,成为“世界主义国家”,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跨国性的问题。无处不在的、无法预测的全球性风险将成为这一转化的动力。

笔者觉得,在武装力量的运用上,贝克的设想可能过于理想化了,在民族国家首先消亡之前,要一国军队不效忠自己的祖国是不可能的。如果不问是非强行制止别国的内战,只是压抑而不是解决了矛盾,是扬汤止沸。

在第二部分贝克开始分别讨论三种力量的战略。第四章中,首先讨论的是资本的战略。在作者的描述中,资本战略正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试图“允许资本建立自治的合法秩序”,从而既形成一种自给自足的战略。即非道德化、非政治化的,而以古典经济学原则建成一个完全按经济人假设运行的社会。以资本的逻辑为唯一逻辑,取消国家自身的各种限制和顾虑,跳出“经济民族主义”的旧框。从而达到这样三个目标:“资本和法律的融合。资本和国家的融合。经济合理性和个人身份的融合。” 全球资本正以强大的力量全方位地推动着这个进程。他们通过跨国界的组织网络,能在全球范围内在内部交流对抗其他权力的经验、教训和方法。作者着重论述了资本的“退出权战略”,即通过“不在此处投资”而形成的强迫一国政府就犯的权力。

在贝克眼里,新自由主义似乎成了世界主义的马前卒,为世界主义在民族国家的壁垒间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但也会同时导致现行体衰弱制的和世界性的政治危机(其关系仿佛类似于《共产党宣言》中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于是贝克建议用世界主义的政治控制全球资本的发展,将其带来的危机视作政治创新的源泉。

第五章讲的是政府的战略,主要表达了以下几个观点。
他认为放弃民族国家主权才能解决民族内部的迫切问题,因为各国政府要面对的是已经超越国界的资本的力量,而“外国投资者是许多内政政策争论的始作俑者。”(p. 192)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是未完成的国家,这种国家组织上不愿为少数人和外国人的权利承担道德责任。”(p. 240)资本已经有有跨国界流动的自由,而同为生产要素的人却无流动自由的批判。认为“福利民族主义”将成为文化——社会——政治现代化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失去一些自治权,但同时也能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自治权。

第六章作者在论述世界公民运动的战略。它们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反权力,是全球化时代权力空间变化所带来的空隙。它们的手段有以下几种。一是“拒买”或称为“消费者罢工”。二是运用它们高于其他两种权力的合法性,这合法性来自于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责任,并且是不可兑换的。风险报道节目(常会揭穿广告的谎言)使经济资本难以转化为合法性资本。三是创议运动,它不像红十字会和奥委会,它是与国家权力对抗的。“那些奋起反抗侵犯自己人权和公民权的人,必须反抗他们所属的国家,从而得到跨国和跨文化的支持。世界主义的社会可能从内部觉醒,并对外施加压力。但政治领域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仍然是国家。”(p. 254)

第七章重新论述整个权力空间变化本身,再次强调强调全球风险对传统的统治合法性的威胁。正如前面提到的,“这种民族现代性像没有吝悯、不考虑自我毁灭的现代实验室的恐怖情形所表现的那样,提高了发生道德、政治、经济和技术灾难的可能性。”(p. 236)接下来他讨论了第二次现代化中应该形成的国家形式,“随着全球风险意识的提高,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幻想日益失去影响力。”(p. 272)他在批判中描述世界主义国家的形象。

第八章是对世界主义的自我反思,“从世界主义的阴暗面来论证这种期望的明确的对立面。”(p. 287)贝克认为,在世界主义体制成立后,可能会出现世界主义的专制。甚至盗用世界主义的名号推行民族主义(eg. 斯大林)。并且,以人权为信条(“人权是世界主义权力的一个源泉”(p. 239))的世界主义需要一个世界议会,但这不一定切合实际。

但他仍有信心。因为“在冷战结束以后,人权体制的权力战略的工具化日益困难,意思是说,我们在人权问题上所作出的真假世界主义的区别,日益明显的偏向真的实际主义。”(p. 309)

我自己的读完全书后的感觉是:这是一个从欧洲人哪里听到,被欧洲人思考,又讲给欧洲人听的问题。

对于此理论的提出,我想先说说我从“字里行间”看出的东西。就德国而言,这个理论是对讨论甚为热烈的“国内外国人”问题的一种回答:不要再区分民族。此外,文中还提到过今日德国的强大实力和影响力,我想,基于历史原因,德国要想重新在世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觉不可能再以与民族主义有关的理论为旗帜了,世界主义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作为一个欧洲人的贝克,似乎在书中进行着与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一场论战,想用世界主义去反驳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普适主义的政策和理论。不过,作者的论述方式依然是从问题本身和逻辑本身出发的,很少直接去批评美国的具体政策。

此外,对于民族国家体系尚在形成中的一些亚非拉国家来说,贝克的这些说法又意味着什么呢?贝克自己的说法是,亚非拉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世界主义化取决于它们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程度。又说,“国家的世界主义的自我战略转型只有作为地区性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战略才是现实的,单个的主权国家不可能顺利地实施这种战略。”(p. 236)由此,我想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在接受他的观点之前还需有一番更谨慎的思索。一个国家先建立其民族国家体制,再用世界主义的观点去改良它比一步跨入超国家体系要稳妥的多。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从前是吃过不少这种“跨越”的亏的。

如果要用一个比喻来概括我读此书后对世界主义政治的理解,那么可以说,如同大家在一条船上,某处漏水了就一起来补,而不是仅仅管好自己所在的那块木板。如果,某处漏水了而坐在那里的人却执意不补,为了全船的安全必须强制帮他补。联系到风险社会的理论预设,那么世界主义是很有道理的。

不过,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我认为作者的说明还有不清晰之处。其一是世界主义的可操作性,尤其是核心问题:军权,他的说法简直带有半幻想的性质。欧盟的那支小联合部队的存在,是以其自身远不具有决定性力量为前提的。其二是世界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在一国之内,贝克一方面说“民主”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现代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另一方面又说“民主正成为过去时代的宗教”(p. 315),现在已经没人相信了。而在国际关系中,从贝克的论证中不得不推导出将对某些落后国进行干涉或“强制政治化”(意思是使全球风险的后果能顺利在该国政治中反映出来,有共同解决问题的表示。)这其中的诸多矛盾贝克本人也意识到了,但并没有想出解决方案,而是将它们作为一种自我批判写入了最后一章的“悼词”中。但在实践中,人们又该如何决断呢?

我觉得,在贝克之前,世界主义视角早已在有见识的政治家的头脑中了。而即使在贝克提出了世界主义之后,国务活动一般仍将奉行“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信条,因为选票是由本国民众投的。要使世界主义真正成为政治家们的行为准则,非得各国民众形成共识不可。贝克认为全球风险能够自动促成这一点。但是,我想这里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各国民众对风险的敏感度相同,二是国内有比较自由的公共舆论。这两点在欧盟内部是可能的。但在众多的连罗斯福的四大自由都没有实现的地方,这种共识(尤其在人权方面)的形成是难以实现的。而如果在这时动用强制力量(比如,贝克赞成轰炸南联盟),又会打开新的潘多拉匣子。

此外,贝克认为欧盟比美国公正,我想欧盟有理由这么说(比如: 洛美协定),但果真涉及到国家主权时,真的能把希望都寄托在别国的善意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