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表态的与聊以生活的
——观《榴莲飘飘》有感

王旭辉（北京）

有时候很讨厌国内导演拍的电影，总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远。讨厌那种无关痛痒的呻吟，所以喜欢《可可西里》那种坦荡。特别喜欢写实风格的电影，所以喜欢陆川这类人拍的电影。《榴莲飘飘》也一样，呈现出来的是交错的生活，场景、灯光、对白、音乐都是很日常化的东西，用有限的条件和场面去完成自己头脑中的一些人物刻画和生活叙述。虽然仍然可以挑拣些批判的对象，但是这种努力却是被凸现出来的，记得当时看贾章柯的《小武》的感觉也是一样。不论是《榴莲飘飘》里的小燕，还是小武，都怀抱着一个大榴莲，带刺、有着厚厚的皮，打开后是臭烘烘，过程是动人的，吃到嘴里有点甜，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品尝、能品尝出这种味道。一如阿芬送给小燕的那个榴莲，费尽力气砸了壳，也不见得有谁就真的爱吃。

摆脱了庸俗的性场景描写和血泪控诉的模式束缚，把目光投入到真实个体的生存与生活的界面，通过镜头的拉近与记忆的拼凑，陈果力图展现给观众的是他自己也曾遇到的困惑与无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伤痛的理由，但是生活、工作依旧。无论是工作之余还是工作之后，小燕都还是一个可以自主决策的个体，说不上陷进火坑，也谈不得是自甘堕落，人是自由的，心也是积极的，但是生活却并不是如意的。我们所能看到的每一个电影场景，都只是个场景而已，不代表她整个生活，也不能预示下一个场景的模样，有点蒙太奇有点碎片化，就像小燕不定时抽的烟，没有什么直接的力量控制她的生活或工作，没有天灾人祸的巨大风险，但是烦人的慵懒无处不在。感觉就像一个行将中年的妇女，面对的东西已经不再能让其过于激动抑或是悲痛欲绝，在接纳中追寻着平淡，但是却总是会想起以往的日子，不耽于每天过于拘束的生活，只是日子是现在时态的，表态的东西控制着哪怕是梦想和工作的选择。

不需要暴力的强制，虽然不排除有着组织化的鸡头组织的威吓，但影片所展示给我们的那种监督者与工作者的角色模式，我们所看到的中介人与交易者的关系模式，也许可以让我们暂时忽略掉那种老套的非平等的犯罪性质的卖淫组织与残酷的性剥削，也许这就是导演所要展示的东西的一部分——无声的暴力与组织化的平等交易给我们提供了工作的机会与角色，也塑造着我们的价值与行为模式，我们都在无奈地生活着。

现代社会，我们所面对的不再是皮鞭式的肉体惩罚，而是一种福科式的全景监狱图式的境遇，获得了自由权利，却没有自由的生活。也许，生活无门、被人控制这种硬性的失落越来越少，而性服务之于第三产业的重要性也代表性地昭示着一种职业性的现代性交易体系的建构，不需要拐卖妇女，也不要老鸨费尽心思，多样化的进入和退出渠道，日益精细的职业分层和交易手段，使得行业风险和职业风险都大大下降，而陌生的性交易场景和宽容的价值观使得“工作”之余得到的风险也跟着下降。现代人从来不缺乏启蒙的精神，但是缺乏启蒙的勇气，启蒙使得个体对自我负责，然而不确定的现代性却使人严重地依赖于他者，所以启蒙的神话才会这么明显，理性才会给人带来痛苦。不是在一个深圳的“血汗工厂”工作，也不是像几年前那样是一名正式的剧团职工，因为不满意与梦想而去南方，也许是不愿意太长久的等待，也许是觉得去香港做皮肉生意这种短平快的行当挺划得来，小燕选择了旅游签证去香港。

自始至终都是陷入、挣扎与勇敢地接纳和有点散漫地知觉，在香港有大把的钞票，却没有自己的感情寄托，天天有活干，却不能享有现代职业的安全感和认同。劳动与消费分解，工作与享受、休闲的划界，使得我们在条块状的组织中实现着逃避自由的梦想。“这是我在香港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里头我一共做了38个客人，听说这是近半年来的个人最高记录，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吉尼斯”，总觉得这话跟我一天完成很多作业时所发的感慨一样。

两段生活（香港的和牡丹江的）构成了一种并不太凸现的无处不在的张力：香港的小燕的冷漠与牡丹江的小燕的烦躁告诉了我们骚动的到处滋长。回到家乡，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节奏慢得多的城市，也给出了太多的重新选择，生活和工作都在一段混乱之后重新开始，不过沉闷依旧。不去南方继续以前的工作，并不像是有些人所评论的那样是抵挡住了诱惑，而实在是一种现实生活的理性选择，毕竟香港的那份“工作”在自我意识里不能成为可以依托的对象，连认同也成了问题；而且那种工作的代价也是真切的，成本是一个人的尊严、健康和梦想，还有日益逝去的青春。影片里面的乡野小调正反应这些东西的无奈淡去。

人是有自为能力的，然而这种能力并不能保障一个人的真正自由。小燕是可以理性地在成本与收益中作出权衡的，正如她可以很决然地结束自己的婚姻那样，她可以中止工作并重新进行选择，但是却不能逃避现在社会的监控与折磨，孤独与寂寞在表态生活的背后，成了生活的基调，但是也给了人们可以更多尝试的可能。与小燕一样，我们不禁要问，工作真的可以让我们有那种原始人征服自然之类的那种酣畅吗？也许我们可以以更灵活的方式工作，也许我们对工作的选择机遇越来越多，而社会的价值观也会更加多元，不过我们还是不能放过自己。因为我们的自我是一个脱离不得社会的自我，对比与比较使我们不能满足，而落差可以超越职业分类本身成为我们生活背后永远的伤痛，如果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人，如果小燕是与那些皮条客怒目而视的，那将是比真实的境遇更简单的，我们参与了一种共有的建构，以至于我们的每一种罪恶感与不满足都产生于我们自己的亲手制造，也许这就是现代性的无奈吧。我们很伤心，却没有了明确仇恨的对象，我们想摆脱一种束缚，却发现其实所作的新的选择一样成为我们自我解放的绊脚石。

人是长不大的，“童年”状态是我们生存的真实。因为我们越来越没有可以坚持一生的信念与梦想，事件的链条给了我们机会也构造着我们动荡不安的灵魂。榴莲，听起来就像流年，伤逝的普遍还是挡不住家庭的离散，小明那帮兄弟姐妹，在感叹工作和生活的同时，也做出了选择，有的留在剧团继续演出，有的去了南方去追寻梦想，一个劲儿的想让小燕把自己十八岁学跳舞的女孩子带到深圳去赚钱的亲戚，代表了一种对于金钱和更好生活的强烈欲望。网络化的社会和扁平化的就业空间，也许会导致更多的临时工和非正式雇员，也许会有更少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工作形式，也许我们可以不再直接听令于某个上级，我们可以在30岁之前拼命赚够养活自己一生的金钱，我们可以以不满意为标准不断变化工作，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迁移和流动来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不过我们会经常疑问——这就是我的工作吗？这就是我要做和我想做的吗？我的一生的追求可以凭借这些来达到吗？我的同事在哪里？我的这些付出怎么就如此地不能让自己投入呢？最可悲的是这些选择都是出自自己的手笔。劳动是什么？对于身在香港的小燕来说是身体的付出和几万块钱的收入吗？对于皮条客来说那是提供庇护与监控之后的每日三餐和狐假虎威，而嫖客呢？购买着身体，也在每次交易中实现着服务的本身价值。

从安排进港、安排每天的交易场所到通知“性工作者”再到各个“工作交易”场所与道具，从性交之前的洗澡与例行式聊天，从性交易方式的选择与交易费用，从每次交易时的“监控者”与香港警察的默认，从小芬一家的另一个世界的眼光到在港“妓女”群体的内部沟通与技术交换，从每天的小餐馆等待随时分配工作任务到价格等级的划分，整个流程都俨然是一个组织化的甚至是标准化的“车间生产模式”。小燕一天要接很多客人，通常是在一些宾馆里的钟点房，不管怎么累，每次开始工作的时候，总是露出职业性的温暖笑容；每次客人问小燕是哪里人，小燕总是胡乱地说一个地方。每天“开工了”的符号意义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控制权力的体现，也是一种泛化的“生活任务”完成方式的表达，正如日本人的每天疯狂上班，成了生活机械链条上的一员。“老板，舒服吗……老板你好劲啊！”，连语言也是职业化的。电话响起——停止吃饭——化妆修饰——赶往宾馆——洗澡——然后就是呻吟声、谈话……然后倏然结束，只留下一男一女远去的背影。而记帐本上交易的次数被如积分式样的‘正’字记录下来，那厚厚的，是一笔劳有所得的成果。

劳动在马克思那里更多是生产劳动，而他那种意义上的劳动多是以直接面向自然和物品为主的，而生产关系则体现着劳动关系，价值的分配原则体现着劳动的性质和异化程度。劳动从原始社会的那种赤裸裸的改造和占有物品、养活自我到凡勃伦所认为的性别分化和阶层分化，很长一段时间内，“劳动是被有闲阶层所鄙夷的”。到了现代，金钱原则固然“成为了判断的基本标准”，劳动与热爱劳动总是还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里面。我们越来越少地使用劳动这个概念，我们寻找工作和组织两个概念和范畴来最大化地替代劳动本身，尽管我们对于劳动平等的观念越来越强烈，但是劳动依然与某种低贱和底层化内容联系在一起，劳动的付出过程隐退到了职位和收入的背后，而劳动的过程被分散化在组织的层级结构之中，劳动的意愿也成了金钱标准的奴隶，劳动的精巧也备生产线的技术所拉平。我们可以寻找到一个岗位，并在这个职位上辛勤工作，原始人平均每天劳动4-5个小时，我们呢，八小时之外还要加班加点。也许，我们一个人可以创造100个原始人的物质财富，不过我们的现代性标准却可以超越原始人1000倍，那么不满足的人们又怎么会真的就实现了自我了呢？

德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至今依然奏效。正像亚当•斯密如下所说：其实在不同的人之间，天分差别远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悬殊；一些特殊的天才，在其完全成熟的时候，之所以远远超出其他行业的人，这并非劳动分工的原因，而恰恰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工作和劳动都成了社会链条上的一环，我们的劳动不是直接面向生存的，而是面向一个虚拟化的标准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原始人，劳动面向生存，而“工作”面对一个小群体，各个群体之间是间隔的。现代社会不同，就如小燕一样，生存肯定没有问题，而且应该属于不错的那种，家里环境也不错，但是她选择了去南方，选择了一种快速的赚钱方式。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然而奇怪的是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提高。日常工作领域，很多时候，劳动不再是一件愉快地展现自我本性的事情，而成为一种可怕的压力，人们一直有一种逃离工作的冲动。榴莲的美味就在于打开时的过程美，那是一个家庭的苦中作乐、一群朋友的谈笑风生，一件工作完成之后的收获感，我们寻找并珍视着这种东西，然而工作并没有提供给我们，程式化的输入输出使得老工人式的那种感情越来越少。

戈夫曼称为“对自己位置的感知”（sense of one’s place）决定了行动者在和他人互动中的表现，这种策略往往不被人察觉。问题是赚钱回来之后大家的态度，她整个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而她自己却没有那种兴奋的感觉，她在表态文化中改变了自己的决策动因，把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纳入了自己的生活。只不过她拿的不是工资，而是每次的一定比例的嫖客付费。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并决定了人的本质。我们其实和小燕一样，不能从劳动力付出中获得肯定自我的足够理由，我们甚至会感觉到“累”。劳动异化的性质明显的表现在，只要肉体强制或者其他条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第三产业日益发展和个性化就业以及网络化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把劳动与自由的关系发挥到了最好，人与人的面对遭遇了更多的变数。我们的平等意识越来越烈，然后工作和劳动中的筛选机制又建构了新的不信任和不平等。闲是现代人最怕的也是最不道义的事情，我们没有工作就没有生存的空间，有了工作呢却感受着强烈的自我束缚。

不工作不行，生活就成问题；工作了却同样是选择逃避，工作不能提供我们所想要得内容。我们可以说，我们仍然面对着家务劳动与社会生产的分化的这种问题，我们仍然面对着劳动分工和组织分层的困惑。不过，当我看到操劳的农民被现代社会所抛离的时候，我在想，农民的劳动里面有着何种价值判断在里面呢？道德劳动中处于如何的位置呢？工人与农民，我们的话语把现代职业的空间剥离了几乎整个农村社会。我们真的是在走向韦伯意义上的职业精神吗？也许“移平”的过程也正是韦伯所担忧的另一面向。如果说那个小芬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她的淳朴代表了那种没有金钱、没有性压迫的生活，但是却同样充斥着辛苦、逃避与自卑。小燕的生活，对于我们是非典型的，然而那种心灵状态却是典型的，我们该怎样生活呢？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标志着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导地位，“生产主义”衰落了，我们在不断地选择，即便这些选择可能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影片开头‘为什么’的歌曲已为我们代言了心中的迷惑，“为什么我们要吃饭，为什么我们要做爱？”这些基本的问题也成了疑问。不过生活里面总有温馨，家的感觉还在，梦想还在，只是我们需要少一点记忆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