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沉浮的一面镜子（林纯洁）
中国高校沉浮的一面镜子
——读《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林纯洁（北京）
校长不仅将在武汉大学历史上，也将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页。老校长的精神不仅是武汉大学的财富，也是全国教育界的财富，应当好好继承和发扬，这也是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的原因，校长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高校在建国后的沉沉浮浮。
刘道玉老校长在我眼中一直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虽然就同在武汉大学校内，但无缘了解。《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出版，使我有了一个全面了解校长的机会。
校长早年家里贫苦，但一直学习勤奋。考到武汉大学后，又因其出色的才华受到重视，60年代初，被选派到苏联留学。但遗憾的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身为留苏学生会主席的校长，只因为同学们发放国内寄来的党报等学习资料，被苏联当局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留学不到一年就被遣送回国了。但也因此成为“反苏斗士”，回国后曾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后以讲师而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也与此相关，似乎可视为因祸得福吧，但我相信，在校长心中，他更愿意在苏联完成学业，拿到博士学位，再回国效力吧。
读完校长的书，校长有三点最让我佩服。
校长不愿当官是我最佩服的一点。校长有机会出任武汉市市长、教育部长和共青团中央书记等要职，但是校长却一一谢绝了，只愿做武汉大学校长。
如果这些机会摆在我面前，我可能不会放弃，倒不是我贪图权力，而是受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传统的影响。校长言，中国读书人有不愿做官的传统，但中国读书人也有想做官的传统，而且这还是主流。虽说中国正在由一个官本位的传统社会在向现代的多元社会转变，但做官仍是读书人施展抱负的主要途径。校长致力于教育改革，如果能居高位，如教育部长，对全国教育改革不是会有更大的建树吗？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设，校长致力于武汉大学改革，尚不容于一些人，若做官，结局可能会更不好。但在中国，拒绝当官毕竟是需要巨大勇气的。这也体现校长极高的自知之明。虽然我也是个不太通世故又讨厌权术的人，但也如前面所说，有这些机会大概是不会放弃的吧。校长高度的勇气和自知之明都值得我终身学习。
校长致力于教育而终身不倦是我佩服的第二点。教育救国是近代以来很多读书人的理想，如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等名校长。正如他们已成为各自学校的精神偶像一样，校长也已成了武汉大学的精神偶像，这在建国以后的高校中是个很难得的现象。校长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大学校长。现在武汉大学能维持今天的地位，全赖校长80年代改革之功。如以韩德培先生为核心重建法学这一金字招牌。又如积级向中央争取，得到与法国合作的机会，创办法国研究中心。校长又积极在制度上创新，在全国率先实行学分制、插班生制、转学制、主辅修制等等。一时武汉大学被誉为“教育战线上的深圳”。这一度打破建国以后高等教育界的沉闷空气，武汉大学也俨然复有民国名校的风采。校长在1988年突然被免职之后，又继续从事创造性教育理论研究，并实践于中学，虽受挫折而无悔。
对学术的严谨和专注，是我佩服校长的第三点。《自白》一书中列出了一生中最遗憾的二件事，一为发表了一篇不严谨、出现了些错误的学术文章，校长在书中列举了专家的批评全文和自己的致歉信，足见校长的坦荡。一为一本编著的学术著作未能出版，校长一生数易其稿，费尽心力。作为一个读书人，斯为遗憾。
校长不仅将在武汉大学历史上，也将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页。老校长的精神不仅是武汉大学的财富，也是全国教育界的财富，应当好好继承和发扬，这也是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的原因，校长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高校在建国后的沉沉浮浮。但正如我在《民族精神与大学传统》一文中所说的，我们不能一直企盼一个蔡元培，否则将类同于老百姓的“清官情结”。中国教育的崛起不能依靠再出现一个蔡元培或刘道玉，而是所有学子和学人的共同努力，才能使学术之薪火代代相传不息，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建不朽之功业。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刘道玉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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