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嘉昱（北京）

鉴于儒家思想的益处和弊端并存，对其进行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就显得非常必要。儒家思想只能在民间部分地恢复，不可能也不能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

西元2008年，农历戊子。改革开放三十年带来的经济腾飞令世人惊讶，即将举办的奥运会更把海外的目光都吸引到中国。在旨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眼中，2008年是中国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好时机，孔子将会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与这些年来的孔子热是分不开的。

2004年，祭孔由民间转向官方，2006年，海峡两岸联合祭孔，规模一年比一年大。在民间层面有方兴未艾的“读经热”（主要是儒家经典），在国家层面有在海外大举举办以推广中国文化为责任的孔子学院。去年既有人建议设立孔子诞辰（有很多争议，一般认为是农历8月27日，西历9月28日）为教师节，又有人建议设为中国“圣诞节”。一时坊间硝烟四起，拥护者反对者各执一端。2006年10月，于丹更是因讲《论语》而一举成名，引发了读《论语》的热潮。2007年4月，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提出以孔子诞辰为“读书节”，也是引起很多回响。

与孔子热等传统文化兴起的同时，是对西方洋节的抵制。2006年12月18日，十名名校的博士联名发表了公开信《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批评大多数国人集体无意识地过圣诞节，指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议。

在孔子热的大潮下，回归传统的时代真的要来了吗？相信随着2008年的到来，孔子热会掀起新的高度，对孔子热及其后面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作一番反思是极其必要的。就笔者看来，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是完全合适的，以孔子带动儒家道德在民间的复兴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但不能过高估计孔子及儒家的作用，对儒家政治和儒家道德要区别看待，只有对以孔子热为代表的儒学复兴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才能利国利民，有益后世。

一　以孔子诞辰为尊师的节日是名至实归

尊师重教在任何时代都是绝对重要的，中国历来有此传统，但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教师曾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一度也被打为“臭老九”。随着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以后，教师的地位才逐步回升。

以一个节日来表示尊师的含义更是必要的，但节日应该具有文化含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府顺应民意，设立教师节对提高教师的地位是有贡献的，但遗憾的是未能以一个包含历史文化含义的日子去充实它。

节日能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但这必须是在一定的文化认同的背景中进行的。犹太人是世界上可谓最团结最有韧性的民族，在公元前69年被罗马帝国灭国后，在全世界颠沛流离，与很多民族生活在一起，甚至上千年，但没有被同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犹太人靠属于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并以节日为载体进行传承。如果尊师重教要在中国成为一种信仰，那么以孔子生日为教师节是应该的。

如果说将建议孔子诞辰为中国圣诞节是对历史的无知和东施效颦，那么将此建议定为中国的教师节，则是名至实归。孔子在春秋末年打破官学的垄断地位，开创中国平民教育的先河，门徒三千，因材施教，卓有成就者七十余人，被后世尊称为“大成至圣先师”。中国民间早就有把孔子诞辰作为表达对老师敬意的传统，即使一些大老粗军阀也不例外。如每年到了孔子诞辰的日子，张作霖都会脱下军服，换上长袍马褂，来到各所学校，对老师打躬作揖，说：“俺是一个粗人，不懂教育，教育下一代的事，就拜托各位了，今天特来感谢。”

你可以不赞成儒家的思想，但孔子作为教师的典范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是完全适合和恰当的。

二　新时代的开放性尊儒

有学者质疑建议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有“捆绑销售”儒家文化的嫌疑。这个怀疑是多余的，因为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尽管受到过道家佛教等思潮的冲击，但宋以后的中国是儒释道合流、以儒为主体的社会。儒家思想在民间有深厚的基础，根本无需捆绑销售。而且新时代的尊儒是开放性的，不等于复古，尊儒不等于罢黜百家，不等于独尊儒术，以孔子带动儒家道德在民间的复兴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孔子所向往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礼仪之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现在社会上的教育难使幼无所长，住房难使老无所终，工作难使壮无所用，社会医疗保险难使鳏、寡、孤、独皆无所养，孔子的理想也正是现在的问题，而政府在尽力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和谐社会时不也正在客观上实现了孔子的理想吗？

目前处于大改革中的中国，的确存在一个传统价值观念失落和信仰缺失的问题。这正是引起一部分知识精英忧虑的地方，这也是发起尊孔尊儒的缘起之一。例如中国老百姓中很多信仰缺失，前些年给了“法轮功”以可乘之机，这些年又有基督教“地下教派”的事件。中国当然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国外一些宗教势力企图通过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以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也是客观存在的，如何以一种信仰的力量来与之对抗，将所有人发展成为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发挥传统信仰的魅力和优势，成为一条可选择的途径。

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完全醉心于西方思想的普及，而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全部视为保守的一面，对社会上的“孔子热”大加批判，将其比为复古，比为专制，是片面的。

儒家思想由孔子创立，又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儒家思想在帝制时代的两个层次发挥作用，在国家层面作为治国体制和培养选拔人材的工具，在民间层次作为伦理道德的标准。是儒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思维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落后，而不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虽然两者有紧密的关系，但剔出糟粕后的儒家伦理道德却具有历史和超越意识形态的价值。后世一些迂儒发展出的冷酷的礼教工具，彻底地以皇权和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服务，是应当摒弃的，但不能以此为理由，完全否定儒家道德。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是一种对较高道德标准的精辟概括，在新的时代完全可以以新的内涵表现出来。儒家政治具有僵化性，但儒家道德却有自身的调适功能。例如，在帝制时代，很多人家里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在皇帝退位后，有人将此改为“天地国亲师”，由对君的忠诚转向对国家的忠诚，这对哪个性质的社会都是有益无害的。

中国现在建设一种社会主义新文化，就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当然应该包括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要尊民主法治，也要尊仁义礼智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东西方优秀思想在中国的有机融合。

五四的反孔反传统是历史的潮流。而今适当恢复儒家道德也是历史的潮流。任何事物都应辩证地看，一个好的事物发展到极端成为不好的事物，在对其进行革命后，应适当恢复之前好的部分。

任何思想都不是绝对的真理，连马克思主义都在不断创新中发展，何况两千多年前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呢？如果带着一种偏见去看儒家思想，就会觉得它永远是落后的象征，是为现代社会所不容的。实际上，儒家在失去正统地位以后，在民间发展出新儒学思潮，对社会越来越有影响，当今的孔子热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思潮推动的。

三　儒家思想不能救中国
　　
虽然儒家思想在民间的复兴对中国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但如果因此而预言，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唯一希望，甚至是拯救世界的希望，那就大错特错了。

儒家思想不能救中国，能救早救了。儒家思想既未挽救历代王朝于历史周期性的灭亡，也未挡住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儒家式的政治本身也有其致命缺陷。儒家思想从孔子起，便是“向古看”的政治哲学，言必称三代，以实现古代的理想社会为最高目标。西汉末，王莽企图建立儒家理想的社会，结果惨遭灭亡。单纯的儒家式政治注定失败。儒家思想在后世只有附属于帝制，成为其统治的工具，才得以继续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在帝制时代，皇帝就是儒家道德的楷模，以其神秘性震慑着老百姓。

儒家思想有保守的一面，尤其是在明清时期陷入僵化，被统治者用来禁锢人民的思想，沦为敲门砖，使人追逐功名利禄，缺乏创造力，这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重要的原因。在清末的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只能以孔子的名义为改革，结果当然也以失败告终。因此清末以来，便受到一些学者的强烈抨击。五四运动只不过是这种反传统思潮的总爆发和走向高潮罢了。

在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是三民主义领导中国推翻了满清帝制，是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新中国，儒家思想在政治领域处于一种无能和无为的地位。

儒家与西方宗教不一样，西方宗教有组织化的教会支撑，教会在与政权脱离后仍能独立存在，儒家却是靠与政权相结合来实施的，它是同帝制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如今中国推翻帝制已近百年，根本不用担心儒家思想会借尸还魂，使中国恢复传统的专制社会。

现代是一个多元和理性的时代，也是一个争鸣的时代。有学者担心，现在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想在中国流行，会引发思想混乱，于是主张中国应有一个思想成为社会的主体思想，这是不正确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思想一统的巨大危害，儒家思想是在百家争鸣的诸子时代成熟起来的，却在以儒家为主导思想的帝制时代失去了活力，甚至成为历史进步的阻力。再次建议以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主体思想，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

四　因势利导

鉴于儒家思想的益处和弊端并存，对其进行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就显得非常必要。儒家思想只能在民间部分地恢复，不可能也不能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

一个现代国家当然不能以道德治国，但要以道德来维持社会，以法律来治理社会。中国不能完全寄托于法治，也不能过多地依赖德治，应该是上层建筑的法治与下层意识的道德自治相结合。

对以孔子热为代表的儒学复兴要正确加以引导，发挥儒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为和谐社会的建立作贡献，又不能走复古的老路子。儒家道德在民间层面恢复，当然以其自然进程为主，政府只能引导，而不能强迫一些人信奉。在民间的自我操作中，最主要的是防止孔子热的商业化。一些地方政府和商人借孔子发财，无形地损害了儒家思想的形象和价值，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大改革和社会意识重塑的时期，本身就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如果现在有一部分民间人士以儒士的身份出来呼吁社会上的一些改良，是件很好的事，这有助于中国民间力量的复兴和自我组织能力的加强，及深化与政府等公权力组织的互动，为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奠定基础。

总体而言，还是可以对以孔子热为代表的儒学复兴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