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的困境与出路
王又平(济南)
农民工对视着城市,城市观望着农民工
————作者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出路,不仅仅是诉诸一种人道的同情,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可怜,而是在城乡发展中每个人的参与,体验在这样的大建设中每个人的力量,并赋予这种力量以同等的价值和回报!真正地把农民工作为身边的一分子,作为参与建设的一份力量,他们才能在城市中找到一个家!
从1989年初尤其是1992年以来,农民的跨区流动或“民工潮”势头日趋汹涌,报刊把民工潮称之盲流。此时农民工在市民眼中是洪水猛兽。这样的定义,注定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尴尬地位。这样的定义,也蕴涵了中国独有的国情。1958年后由于中国户籍制的实行,农村和城市的绝对区分,农民和市民这两种身份所包含的各种权利和福利的差异,让城市染上了神秘的色彩。当经济的发展打破城乡之间的藩篱时,势必造成农民的成批涌入,市民的不知所措,盲流成了这一现象的最好阐释。中国的农民涌入城市,虽不同于西方的圈地运动,是一种主动的意志选择,可是他们亦经历着血与泪的洗礼。因为封闭,农民对城市有着乌托邦的想象,因为工业文明天然比农业文明优越,因为在中国,城市与农村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差异。虽说城市与农村只是时空的概念,却赋予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城市人天生的优越,农村人天生的低下,这样的一种群体的荣耀与自卑,一种利润与道德的碰撞,都在阐释了中国正走在一条路上,一条城市蓬勃而精神迷茫狭隘的发展之路。这样的迷茫,在农民工这一群体中彰显无疑!
农民入城,在农民的目光中,是一种神圣的壮举。在城市的建设中,在经济的发展中,也的确是一种壮举。农民工奉献着他们所独有的力量。曾经看过一本书,作者对农民工极尽赞美之词。“农民工,一个普通的群体,他们走出乡村,进入城市的经济社会活动,在酝酿和实践着一项伟大的变革,使庄稼人、乡下人、泥腿子这些传统农民的称谓,逐渐融入历史的记忆。”在此,他看到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在经济全面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可是当返归个体,个体的生存又是如何呢?记得有一期南方周末,其中有三篇文章:“放牛班”回乡,张宏民的生存剪影,周立太困境:民工之过与“民工律师”之失,从不同的层面反映出了现代农民工的基本生存状况。“放牛班”回乡,35个正在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途经三省五市农村巡回演出。这次巡演,有趣之处是孩子都是民工之子,他们根在农村,长于城市,名为放牛班的孩子的合唱团,实际是一群未曾放过牛的孩子,因为长于城市,在农村享受着城市孩子的优越感,而在城市,又体会着作为民工孩子的凄凉。正处于天真无邪中的孩子却在承受着不该属于的生命之重;“张宏民的生存剪影”,剪取了民工的真实的一天的生活,他高处作业,腰中系一根绳子,再现了民工的工作状态,以他们的生命来维系着他们的生存;周立太困境:民工之过与“民工律师”之失,讲述了在“民工领薪,打官司交费,律师收钱”这一正常的生存链条中,民工无处领薪,律师无法收钱,无论是哪一环节出现了错误,都彰示了拿着生命去赚钱的民工往往得不到他们所能得到的,民工的道德底线和法律意识在这样的生存背景下又显得极其的可怜。或许悲剧性的意义就在此。无论在心灵,还是在物质,无论是自身,还是他们的孩子,都在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伤痛。他们在奉献着,而他们的生活却在牺牲;他们建造了美丽的城市,美丽的房子,美丽的花园,让生存于城市中的公民享受着他们的劳动成果,在实践着他们所追求的诗意的生活,而农民工的生活却远离这一切。这就是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而这一生存状况又延续到了下一代。为什么在现代化的今天,个人的权益依然得不到基本的保障?为什么在现代化的今天,依然在重复着战争年代的故事,依然存有着战争和困难时期所提倡的精神?依然是个体让位于集体呢?而这种让位,失去了悲壮的原味,却带有了一种轻视,带有了一种理所当然。我们需要真正意义的反思!
20年的发展,太多的目光开始关注农民工,主流社会开始以弱势群体来看待农民工,由盲流到弱势群体,这样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进步,因为在生存层面中他们的确处于社会底层!可是这样的一种定位,深层上给农民工带来的只是一种人道的支持,给正在心理还未成熟的农民工的或许只是一种自怜,这样的一种定位,让他们在人格上失去的会更多。因为这样的定位,所反映的对农民工的关注只是物质层面上。而农民工的精神,却真正的令人堪忧。在前现代的状态中,他们的道德有着农民淳朴的自发状态,当他们经历了城市,他们的道德在经受着现代价值的洗礼与颠覆,周立太的困境,也是农民工道德状况的真正反映!或许农民工真正地走向成熟,更依赖的是中国精神在传统与现代中走出迷茫,走向健康!
我们可以说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遭遇,亦是市民在现代文化中的一种遭遇,亦是中国在发展的路上所不得不正视的文化现象。从五四,中国在寻求一种创新之路,一种走向现代之路。直到如今,中国的农村依然是前现代的状态,无论经济还是人的心理。而中国的城市在经济中走向了一条现代化之路,而市民的心态却未真正地走向现代。因为在这一时代利润蒙蔽了人的双眼,独立、民主、自由等五四精神的根底被束之高阁。所谓的公共良知又有几人所能拥有。当整个社会朝着经济利润的方向运行时,当金钱已成了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时,难怪作为城市二等公民的农民工在城市会有着这样的遭遇!为什么主流社会对农民工的认同亦是所谓同情心的评价?从前现代到现代,这样的跨越,最本质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精神深入到人民的骨髓!
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的出现及遭遇,其真正的意义是他所揭示的在前现代和现代交织中中国精神的困境。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出路,不仅仅是诉诸一种人道的同情,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可怜,而是在城乡发展中每个人的参与,体验在这样的大建设中每个人的力量,并赋予这种力量以同等的价值和回报!真正地把农民工作为身边的一分子,作为参与建设的一份力量,他们才能在城市中找到一个家!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现代性!当农民工对视城市时,当城市观望农民工时,两看都不厌,让我们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