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推理意识与真理情结——关于媒体伦理的两点看法

•崔晓程（北京）

有压力要说，被人骂也要说，便是最好的媒体伦理。至于媒体因为不闭嘴被追责了，那是法律层面的事情，媒体自己于心不忍不说了，那是道德层面的事情。媒体有传播信息的自由，这自由，任何借口也不能夺走，更何况一些没有证据支持的推理性结论。

前几日我们国家接连发生了数起校园血案，行凶目标直指最无辜的幼童和老师，其行为令人发指，也引发了社会的剧烈反响。有一种思潮认为，凶手制造校园血案的手段十分雷同，而且前后时间相差不远，应该是受到了媒体大肆报道的影响。媒体在这一系列血案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无意间成了凶手获取信息的渠道，甚至算得上这些恶人铤而走险的部分动力——临死之前做大事，扬名立万。

我们平时受委屈，因为一些莫须有的事情遭到别人指责，都会念叨一句“你有证据吗”，作为一个整天混在媒体圈里的人，我自然也有这个冲动。事情出来之后我看过很多相关的报道以及网友的评论，但没有找到凶手被捕后的“第一人称”说法，有的只是非常简练的案情与法院审判通稿。至于对媒体的谴责和批评，大多比较直接，基本上义正词严地认定了媒体的帮凶地位。

实事求是地讲，我也觉得事情出得这么集中，手法这么雷同，媒体应该难辞其咎。但如果从更加理智的角度去看，这种思潮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问题。没有犯人说辞，没有证人证据，我们是怎么得出来媒体“很坏”这个结论的呢？从推论到定论，中间有没有过渡？迁怒媒体的情绪是否有点空中楼阁的味道？

中国很多事情往往都是信息不透明，谣言满天飞，由此也造成了中国的老百姓特别喜欢推理。由A到B，由B到C，再由C转回A，只要拼接成一个自成体系的东西，便笃信不疑，从不追求什么例证与数据。就说这次的校园安全事件，大家都在用媒体教唆这个前提来讨论新闻伦理，却见不到一个声音，去琢磨这个前提怎样才能更有说服力地提出来，手头掌握的信息有没有指向这个结论。

“情理之中”，这四个字着实是百试不爽的杀手锏，在“之中”了，“情理”之外的东西便顾不得。黄仁宇先生痛心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数目字的管理”，这实际上是一种实证理性的匮乏，中国历来许多荒唐事，也就是大嘴一说便酿出来了。这样来看，“情理之中”的“推理”本身便是中国人行为思想的一个缺陷，我们常说媒体信口开河，媒体也是由人组成的，这里面有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

那么，假使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媒体就是有教唆作用了，媒体该不该就此闭口呢？我的态度很坚决：不该，媒体愿不愿意报道只能遵从它自己的意愿，这是意见表达最起码的自由，也是新闻事业最起码的自由。

中国社会“一言堂”的局面无比漫长，从儒家经典到朱子语录，从三民主义到“批林批孔”，看不惯别人说话，受不了异见抬头，大家憋屈惯了，终于等到如今可以自由发言的时候，反而忘了从前的痛处，不自觉地学会了原先的套路，事事要先争个对错——对的声音继续存在，错的声音立马消失。需知这“意见市场”，最基本的要求便是把对错因素给排除出去。即使再严重的谬论，只要个人想说，也要给它空间。无数通过时间证明的悲剧提醒大家，现在看上去是谬论的东西很可能便是将来的真理，我们通常都犯了自我感觉良好的错误。

话再说回来，从谬误发展到真理，这个过程便结束了吗？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先前别人不信，后来被证明了，是不是别人又不能唱反调了。错，没有永恒的真理，永远不能以“对错”为名压制其他人的想法，因为我们不能确定，变成真理的东西会永远正确。

我们中国人有严重的真理情结，落后的时间长了，总是着急，希望找个一劳永逸的东西振兴国家。说实业救国的容不下维新党，向美国学习的看不惯马克思，觉得自己对，别人说话是误国，你压制他，他压制你，到头来谁也没有说话的自由了。

在媒体这里，即使有一万个理由证明校园安全的新闻不能报，如果媒体想报，谁也没权力拦着。如果今天因为有人模仿报纸内容行凶，报纸不得说话了，明天有人看了电影杀人，是不是电影也不要拍了。由此推断，图书、电视、网络的未来又会怎样。新闻媒体说自己要说的话，即使有压力也要说，被人骂也要说，这便是最好的媒体伦理。在中国，谴责媒体传播不当信息，以保护某一类人群为由剥夺媒体的新闻自由，这种事屡见不鲜。

本来，悲剧的发生有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看了新闻也绝不至于走上穷途末路。现在要紧的是找出悲剧的社会根源在哪里，有没有治病良方，相关的安保措施怎么改善。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却总拿着第三方的媒体开刀，媒体居然还真以为自己错了，出现这样的局面，我只能说，又一个悲剧诞生了。

崔晓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