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张敏（北京）

穿越“历史三峡”，达致“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不过是如何驾驭一艘巨型的国家航船。……其关键性的不是纯粹的航船技艺，而是在历史的渡口如何锚定航船这一严肃政治问题。这也是我们“青年文化评论”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提出的“历史三峡”问题至今仍然值得我们严肃的对待。在他看来，“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转型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其中，从封建转入帝制，通过“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的方式，完成“国家强于社会”之东方模式的第一次转型。即“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转上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而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宇宙帝国的政治制度。”自此模式定型以来，两千余年未发生改变。而帝制转入民治则开启被喻为“历史三峡”的第二次转型：“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除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

因此，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即为如何发挥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渡过此藏有无限危机亦有无限机遇的“历史三峡”。有论者将此问题转化为一个从“国家解放”到“社会解放”的过程，并精彩的比喻为飞机的起降两个阶段：“‘国家解放’以及紧随其后的‘社会解放’，不过是飞机起降的两个阶段。此一情形，恰似一场始于战乱的飞行。当人们拿着各自的行李物品，挤上了一架租来的救援飞机，赶往自己的逃生之地时，前一阶段，为了更好地逃生，机组人员让所有人进了飞机，以逃避外面的祸患，是谓‘国家解放’；后一阶段，当飞机着陆，抵达安全地带时，人们走下飞机，每个人都有权取回属于自己的行李，是谓‘社会解放’。从关紧舱门到打开舱门，事实上也是国家与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在此意义上，所谓转型就是从‘国家解放’转向‘社会解放’，其成败关键就在于如何使此一过程有条不紊地缩减到最短。”

毋庸置疑，国家解放和社会解放固然重要，然而，如若放弃对飞机航行过程的思考，放弃对于此一航行过程中的“路标”的选择，带着混沌的、不负责任的思维纯粹的将中国从全能主义国家导向全能主义社会，无异于整个社会的欲望的解放和无限膨胀，这对于中国的平稳转型将是毁灭性的。其实，改变“国家强于社会”的局面，穿越“历史三峡”，达致“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不过是如何驾驭一艘巨型的国家航船。我们不妨将国家转型的过程类比为航船穿越历史三峡的过程，关键性的任务不是纯粹的航船技艺，而是在历史的渡口如何锚定航船。

今天，我们在回望西方政治现代性的历程时，其过程也好似航船穿越“历史三峡”。“船”在西洋政治思想中往往成为“政治”的隐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知识”作为追求灵魂不朽和人生终极意义的标杆，同时也是政治共同体的正当性理则和“路标”，因而，很容易将“航海”问题转换成“谁应该统治”的技艺问题，试图在政治之外寻求政治共同体存在的理由，进而确立“哲学王”的统治。然而，基于对“知识”力量的乐观命题，却在无形中陷入启蒙的逻辑思维中，从哲学上瓦解政治世界的意义。这种正当性的诉求方式往往是危险的，苏格拉底之死即为明证。而这一切在中世纪的政治航行中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即终极关怀与理性的二元分裂，政治共同体的终极路标远离人类的知识理性，而挂靠在彼岸世界中。基督教世界的旅途明确的告诉人们政治世界的“不完全”、“残缺”以及人性的“幽暗”，上帝从上而下突入世界的“十字架事件”抑制了异教世界中那种自我神化、圣化的“骄傲”冲动，人类的“罪与欠”、“孤独感”是常态，同时，这一事件带来的神的恩典同样预示着人类拯救的希望和路标。而在“幽暗”与“希望”之间的“政治世界”具有根本性的现实意义，它是连接此双重特征的坐标：正是基于人内心的“幽暗意识”才鼓励人们在“政治世界”中享有“希望的空间”。而针对政治世界的不公正现象，这种观念上的变革也为西方社会的公民反抗与不服从运动在基督教的框架下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基督教所引发的底层动员与社会抗争得以推动国家宪政的转型。西洋的国家航船将“锚”抛在基督教上，从而在中世纪航程中为自身找到了恰当的路标，并成全了其政治现代性极为重要的环节。而现代社会欲望社会的无限膨胀，不论在哲学家眼中多么“不可忍”，那也只是政治舞台上面的一出出表演，而没有从根本上拆台。

既然思考政治的路标是国家转型中最为紧要的时代命题，那么，作为一艘巨型的航船，中国之船如何确立自己的路标，穿越诡谲的水域，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呢？我想，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知识人一直试图回应的问题。然而，近代学人，以中国自由主义学人为例，集中关注国家航船的技艺，因而过于注重启蒙，忽视政治共同体自身的逻辑。从《新青年》中分化出来的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群体，先后以《努力周报》、《新月》（月刊）、《独立评论》乃至《自由中国》等为阵地，以“中国的文艺复兴”探讨中国的“立国大道”，然而精英主义的启蒙思维，对西洋自由精髓的误解，溢于言表。譬如《努力周报》的“好人政治”言论：“我们深信中国所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我们的政治主张》）”似乎好人登台，万事大吉。然而，此一论调却忽略了人的有限性和罪性的一面，进而沦为为一种“反政治的自由主义”。对此，吴国光先生的观察，我们甚为赞同：

归纳起来，这些“反政治”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是对于人性和政治的理解沾染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认为宪政政治也好，更加高级的某种什么政治也好，都要建立在对于人性的改造上面，而不是从对于人性的现实理解出发来观察和分析政治。第二，则是严重的精英主义，尤其是文化精英主义，从而完全忽略一般民众对于政治改造或建构宪政政治的作用；而这种文化精英主义一旦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不免向宪政政治的对立面比如“贤能政治”甚至“开明专制”转化，因为它的目光是聚焦在政治领袖方面，而不是对于政治领袖的制约。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其文化中心主义的思路，强调的是道德、觉悟、知识和素养，忽略了政治的关键因素：利益和力量。

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群体，“反政治性”是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普遍性思维，这种思维说到底实际上还是启蒙的思维。知识分子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点江山、指桑骂槐，视自己为拯救中国的救世主，而救世主的心态使知识人群体对宪政自由民主的真义不甚了解，这也正是中国政治转型中极需要解决的问题。时隔将近百年，中国再次面临政治转型的机遇和争论，在这种场景之下，是否还是继续近代启蒙未竟的事业？我们暂且不论，然而，试图通过“文艺复兴”来解决转型正义的问题，我们认为是坚决不可行的。正如沈阳先生所言：“一场伟大而深刻的宪政转型，关键不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社会重建和文艺复兴的口号，更不能仰赖既得利益者基于良心发现放下武器、交出政权，而是需要席卷社会各界的殊死抗争。”

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政治转型，务必深刻警惕种种非政治性的思维，误将非政治的幻想当作转型正义的路标，使中国的巨型航船停泊在无政治的“乌托邦”港湾。这也是我们“青年文化评论”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

张敏，《青年文化评论》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