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陈路（北京）

“宗教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消除教会对于生活的支配，而毋宁在于以另一种形式来取代原来的支配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独特风格及其本质，就在于“职业义务”，即资本主义精神。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似乎总是以其超强的归纳分析能力，来说明南美洲一只蝴蝶和东南亚海啸如何会有关系。从社会科学萌芽伊始，分化和综合的努力一直都在并行不悖。甚至某一学科的某一学者稍微有些越出专业范围，就被冠以“××学帝国主义”之称，而更多后来者更是乐此不疲。莫能言其故，却又如此令人着迷，甚至可以与飞蛾扑火般的爱情相媲美。正如罗素所言：“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这些感情如阵阵巨风，吹拂在我动荡不定的生涯中，有时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深刻的哲学将人引向宗教，而马克斯•韦伯，这位深不可测的学者，当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神学等学科都乐于冠以“代表人物”的大家，在上个世纪之初的为解释资本主义发展原动力的一番心血，竟然给后人留下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

通过比较不同教派（新教、天主教、犹太人）、地区（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尼德兰、奥地利等）、阶层（修道僧、实业者、手工业、旧贵族、中产阶级等）之间的分析，并根据在教育、地区经济、职业意愿、家庭生活的差异，以及细微到“流放的巨大影响及与传统生活关系的撕裂”等因素，韦伯得出“强固坚定的宗教信仰（宗教的生活规制）与同等强盛发展的事业精神”之间的“一连串可能的关联”。得出的假设：“宗教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消除教会对于生活的支配，而毋宁在于以另一种形式来取代原来的支配形式”，继而进入“资本主义精神”的具体阐述。

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独特风格及其本质，就在于“职业义务”，即资本主义精神。当然，一开始韦伯就进行了概念方法上的界定：资本主义精神概念，既不能也完全没有必要当作唯一可能的理解，其目的并不是要把历史真实嵌插在抽象的类别概念里，而是要“无可避免、各具独特个别色彩”的具体发生关联，致力整理历史真实的面目。尽管翻译上晦涩，但不难理解，韦伯并未宣传“资本主义精神是唯一、决定性的解释”，而只是仍旧秉承价值中立原则，进行一种历史分析。作为一种天生情感的“职业义务”，“我们如此熟悉却又如此的不认为理所当然”而且“个人应该感受到且有义务意识到个人职业的活动内容”、“不管是显示自身劳动力或只是资本的纯粹利用”，韦伯用这般难懂的语言来说明资本主义的文化特质，好像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画面：在西方某个小镇，懵懂的孩童在聆听着父母、老师或是牧师的谆谆教导，教诲的不仅仅是生活技能，而且是一种独特的伦理，然后慢慢有了自己对于职业、工作的看法；孩子慢慢长大，这种职业的精神或称之为“义务”越来越强烈。

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是从引用美国名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箴言开始的。富兰克林的箴言里体现的伦理，宣扬一种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在其中。但是，为什么“要在人身上赚钱”呢？富兰克林的自传中所做的回答用上了一条古训：“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Calling）的结果和表现；而这种美德和能力，正是富兰克林伦理观的全部内容。

看过《圣经》“箴言”部分的人都会想到——“殷勤筹划的，足致丰裕；用诡诈之舌求财的，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等等。“箴言”，即警戒及语言的句子——犹太社会中存在着一班“智慧人”，他们与祭司、先知都在社会中起到很大作用；祭司和先知关注宗教方面，而智慧人关注生活实践方面的教导，他们是王的谋士，也负起教导年轻人的任务。这些智慧人对人生常采取积极的观点，认为经由某种努力就可以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箴言”由此而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努力工作，“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贪睡的将致贫穷”。如此可见，新教“天职义务观”之于西方社会教化，正如儒学“礼义廉耻观”之于中国传统社会伦理。

在第三章中，韦伯重点论述的是路德的“职业”观、天职观。宗教改革，带来的一个观点：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路德认为，修道士的生活不仅毫无价值，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修道士生活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与此相反，履行职业的劳动在他看来是胞爱的外在表现。这样的职业观，有利于人们的积极地劳动，而不是消极的遁世。所以，十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同时，韦伯也指出，路德并不具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意义上的、或者说在任何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因而，路德的职业观念依旧是传统主义的。路德及其路德教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种理性伦理观的心理基础，因此，单纯在路德意义上的职业观念对我们研究的问题的重要性至少是有疑问的。这就是在此所要解决的问题。但这决不是说，连路德对宗教生活的革新对我们研究的问题也没有某种实际意义；恰恰相反。只不过这种意义很明显不是直接来自路德及其教派对世俗流动的看法，而且，它可能不象与新教主义的其它方面的联系那样容易理解。所以，韦伯的下一步的研究对象是一些教派。

后面几篇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Economic Ethics）的研究论文，韦伯通过对几种最重要的宗教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以及与它们各自所处环境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略览，以在必要的范围内对这两种因果关系进行彻底的探究，从而找出与西方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要点。因为只有这样，在试图对西方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念中那些将西方宗教与其它宗教区别开来的因素进行因果评价时，才有希望达到尚过得去的相符程度。

看过经济学者赵晓的几篇文章：《最成功的经济模式是教堂+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局限与信仰的价值》，以及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兰德斯《国富国穷》中的特别赞扬了华人聪明、勤奋、节俭等优良素质：“他们（指华人）拥有使韦伯的新教伦理都相形见绌的工作伦理，而且他们把这种工作伦理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在某知名学术论坛中，也出现了关于《新》书及赵文的一些论战，有一观点让人记忆深刻：“在西方人这种自我吹捧贬低别人的精神确实很牛，很多新制度学者不是写穆斯林文化不利于经济发展么。其实写这种东西的好处就是容易拿funding，容易发表。孔子那个论语说了那么多话，你永远可以同时找出潜在刺激发展和阻碍发展的言论。”不知道这对于今日的韦伯讨论甚至西学研究是否是一盆冷水？

而正如韦伯本人所言“任何人若只能利用翻译，并且关于碑文、文物与文献等史料的利用与评价方式，只能仰赖那些时常充满争议而自己又无法对其价值作出判断的专家作品时，很明显的，无论如何都只能对自己的著作价值抱持着非常谦卑的态度。”（P14）同时，尽管有人认为“我非凯撒，但亦可以理解凯撒”，但是我想，或许在深入了解西方社会以及读懂《圣经》之后，我们才更能深刻的了解韦伯的初衷吧。或许，结果并不重要，关键是提供给你一种看世界的方式。

陈路，社会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