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虞金星（北京）

千百年乡村的生活就是与自然相处，与自然灾变抗争，求得生存的过程。相对乡村之于自然的紧密联系来说，城市，恰恰是人类挣脱自然束缚、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与自然联系的成果。

善写乡村的刘庆邦，这次将焦点集中在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灾变”——一场毁灭性的洪水上，按照农村的惯例，称之为“大水”。《灾变》是作者试图从乡土的视角书写乡村的又一个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农村题材小说一种突破的尝试。

当代的农村小说，往往有一种回避这个意象的潜意识，或者关注改革开放时代的乡村，或者干脆回溯上个世纪前半叶经典的农村形象进行重构。当然，也不乏有少部分小说关注“公社”时代的乡村形象，但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阶级斗争、改造等时代政治内容。《灾变》则展现出了一个不同于前三者的乡村形象，它同样以“公社”时代的乡村为对象，却又以自然的“灾变”驱逐了几乎定型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式的人事纠纷，将乡村与自然（大水灾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的直接联系重新建立起来。

小说展现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村，是我们所不再熟悉的场景，也不是当下的农村小说里所热衷的对象。但对于刘庆邦这一辈作家来说，这个乡村恰恰是他们所亲身经历过的最熟悉与不能忘怀的意象：大柳庄所在的“这里是豫东大平原，庄稼一年两熟。夏季收获小麦，秋季收获谷物类和薯类杂粮。这里又叫黄淮海冲积平原，北边是黄河，南边是淮河”。地理上的特征或许过于笼统，那么时间上的特征则更具有某些切近的文化意义了。灾变的剧烈和突然让“下游的诸多公社、大队、生产队，来不及召开干部会议和社员大会，直接通过安在树上的高音喇叭，要求全体社员紧急撤离”，在大灾来临的时候，大柳庄还要留下生产队副队长和柳成文看守场院里碉堡样的三个分别盛满了小麦、黄豆、玉米的土圆仓。这些粮食是这些年“上面一再号召要广积粮，准备打仗”，“全庄男女老少勒紧裤带生出来交给生产队，准备打仗用的”。队长对留下来看守土圆仓的两个人许诺，“不管他们在庄里坚持多少天，队里都要给他们每人每天记十个工分”。土圆仓所在的“场院南边就是生产队里的田地，地里种的都是玉米和红薯”。小说虽然没有明确设定时间，但“公社”、“大队”、“生产队”、积粮备战用的“土圆仓”、“生产队的田地”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名词再度复活，将历史坐标与其后隐含的时代内容悄悄注入小说。

相比于城市，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变”与乡村的联系是更为自然与深刻的。千百年乡村的生活就是与自然相处，与自然灾变抗争，求得生存的过程。相对乡村之于自然的紧密联系来说，城市，恰恰是人类挣脱自然束缚、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与自然联系的成果。《灾变》正是以一场自然孕育的空前洪灾为主线，摆脱了此前农村小说常有的以隐性的“城里人”视角或者先验的城市经验写乡村的惯性，“还原”到以乡土视角书写乡村的路上来。

小说以“灾变”为题，在文中更常用的却是另一个更具有乡土气息的词“大水”。小说开头用了整整两大段描写这场大水的威力：水头有九丈高，铁石被冲跑，人更是脆弱得不堪一击。对于历史上多次为来自北面的黄河和南面的淮河的大水所淹的豫东大平原上的乡村来说，这次从西面来的大水是特殊的，特殊到认为“发大水的事一点都不稀罕”的乡村将不仅要从身体上，而且要从精神上重新接受一次“灾变”的考验。刘庆邦似乎要以大柳庄为标本，摹写乡村面对“灾变”——大水的状态，也为我们重新唤起长久以来被人事遮蔽的乡村与自然的联系。

大柳庄的大部分人们在犹豫之后，被大路上附近村庄的撤离队伍出现的事实所征服，于慌乱中开始了类似于躲避土匪的“跑反”的逃难之路。“呼儿的，喊娘的，哭爹的，骂爷的，摔盆的，打罐的，好像大难就要临头。鸡在飞，狗在跳，猪在嚎，羊在叫，老鼠在哭，猫头鹰在笑，仿佛世界真的到了末日。”混乱恐惧的景象背后，是农民守护家庭的传统，在这一刻，他们“不是以社会集体组织为单位，而是以自然家庭为单位”，拖老带小，车拉肩挑，把能带走的全带上了。

这是乡村面对灾变最经典的景象。而同时在农村朴素的生存规则里，灾变也成了某种“淘汰”的契机。侄子企图将瞎子叔叔留在庄中；重病无治的年轻妇女“没有半点怨言”地接受了丈夫把她留下的决定，甚至认为“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托生”。

而对于想象不出大水究竟有多大，对于自己水性又佷有自信的柳成文（当然也包括副队长，不过显然副队长对于大水显得有经验得多）来说，这场大水似乎并不那么可怕。柳成文自愿冒险留在庄里看守土圆仓有一个“不便说出口”的理由就是“想看看大水”，在他的记忆里，上一次庄里发水“他光着屁股，扑进水里追鱼摸虾，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但是这种经验将在这次灾变中接受一次精神上的巨大冲击。

可以说，小说以柳成文的视角的大部分，就是一个乡村青年面对大水的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历程。一开始，“对自己的水性很有自信”的柳成文和生产队的副队长就“不相信大水能把他们淹死”。柳成文选择了院里的椿树作为大水来时的栖身之所，将干粮挂在树上，还为自己搭了一个觉得“不错，很不错，够舒服”的窝；然后“差不多像是有一点期待”“大水要来就赶快来”。难以想象的大水真的到来时他想的是“我的天，大水真的来了”，还让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双手把树枝抓得更紧些”。大水涌进院子他才慌了，“心里一紧，身上不由哆嗦起来”，“心说，哎呀我的妈呀，大水真的来了！”家里的黑狗失去了踪迹，村庄也被抹平了，他想喊，却“喉头紧得厉害，未能喊出来”，想的是“也许原始的人类世界就是这样”“大地一片洪荒”，又想看到这样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的大水“将成为他的一分骄傲”甚至觉得“说不定人们会把他当成一个英雄来看待”……刘庆邦几乎完整得写出了一个乡村青年面对这种“灾变”的自信、期待、恐惧、骄傲与疲惫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乡村经验中最具有层次感与共鸣的可能性的一部分。

回过头再来看《灾变》作为农村小说的独特之处，主要就在于自然（“灾变”）浓墨重彩的出场。这种自然的出场与乡村人物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组成了“独特”的乡土经验，展示了作家从乡土视角写作乡村的愿望与努力的成果。

虞金星，文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