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张敏（北京）

人是一种天生的政治动物，而一切政治又都是地方性的。我们每个人的政治观念、政治知识和技术、政治经历都深深的嵌入在地域性的共同体之中。从村落共同体的层次进行考察，可以直观的理解“家”与“国”之间的纠缠关系。

汉娜•阿伦特认为，家庭属于自然的共同体领域，生活于其中的人被自己的需要和欲求所驱动。民族国家则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一种特殊类型的人造物。处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乡村，“出于上帝之手”，是“自然界中只要有人集聚就能组织起来的唯一联合体”。因而，在考察人如何从家庭的血缘关系上升为现代国家中的公民关系时，乡村就理所当然成为观察的核心环节。

1831年，七月革命之后，托克维尔开始那场探寻美国民主之道的政治旅行，他认为宪法并非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制度框架，而具有深厚的原因：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其中“按贡献对它们分级……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这种民情又植根于历史上的乡镇自治、自由传统。托克维尔认为，“在各种自由中最难实现的乡镇自由，也最容易受到国家政权的侵犯。全靠自身维持的乡镇组织，绝对斗不过庞然大物的中央政府。为了进行有效的防御，乡镇组织必须全力发展自己，使乡镇自由为全国人民的思想和习惯所接受。”在美国，乡镇自由的传统实际上是在基督教地方教会自治思想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因而，“美国人在他们的头脑中把基督教和自由几乎混为一体，以致叫他们想这个而不想那个，简直是不可能的”。乡镇自由的自治传统促使民众积极参与公共性事务，并为地方分权制度奠定了基础。在托克维尔看来，乡镇自治传统是美国人民主权和确立公民自由原则的根源。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流亡海外。《新大陆游记》记载了梁启超1903年美国之行的感悟。此行，梁启超对“进步时代”的美国产生羡慕和失望。羡慕的是，后来居上的美国的国家成就，“纽约当美国独立时，人口不过二万余。迨十九世纪之中叶，骤进至七十余万，……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他得出结论，美国之所以强大在于共和、革命，即“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失望的是，美国社会的阴暗面，譬如“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然而，梁启超并未过于注意到美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并未过于继续深挖“人权”、“道力”背后的乡镇自治的自由历史传统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教历史背景。正如张灏先生所言，梁启超思想的主脉关注“群”这一集体主义观念在近代中国转型中的作用，“它几乎不可避免的妨碍他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某些实质内容的领会”。因此，当梁启超在美国看到华人小共同体的缺陷时，难免感到焦虑。譬如他认为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等等，梁焦虑中国的基层小共同体无以支撑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建构，这些散落村民组成的国家亦无法抵抗“美帝国主义”的“外竞”。因而，梁预示任何提前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企图都看成注定要失败的。

作为中国思想过渡时期的典型代表，梁启超对国家——“群”的强调得以在后来的政治思想乃至政治实践中进一步激化，导致现代中国的国家共同体构建是以牺牲村落小共同体为代价的：一方面，国家权力没有约束的条件下逐渐异化为赢利型经纪，无法为乡村社会提供现代公共规则；另一方面，激进的权力压制村落自生秩序的文化权力网络，村落社会陷入灰色化的不可治理状态。无可否认的是，在传统中国，村落共同体确实是在家族秩序的基础上，通过儒家的伦理与整个帝国的共同体实现衔接。因而，村落这一儒家小共同体不具有超越性的价值系统，不具备培育现代公民的充分条件。而值得商榷的是，对一个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家，其国家建设是否必须以牺牲村落共同体为代价呢？如此，为何阿尔蒙德强调公民文化是混合型的，是参与者、臣民和村民的特殊混合呢？难道在村落共同体中嵌入一种新的元素不足以完成中国公民吗？基于此，我认为，在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既需要国家理性化权力的成长，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保护村落共同体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是一种天生的政治动物，而一切政治又都是地方性的。我们每个人的政治观念、政治知识和技术、政治经历都深深的嵌入在地域性的共同体之中。从村落共同体的层次进行考察，可以更为直观的理解中国的“家”与“国”之间的纠缠关系。“村落与没有声音的历史”，其初衷，试图通过观察村落作为共同体的变迁对中国国家的影响，反思村落共同体在国家构建方面的得失，为思考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打开一扇窗口！

张敏，本刊轮值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