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徐永（南京）

作为一个有别于农民工的“小生意人”的群体，这是一个大家再熟悉不过又再陌生不过的群体。说对它熟悉是因为，日常生活中他们每天都活跃在那些买菜的市民身边；说对它陌生是因为，他们被湮没在“农民工”的集体符码中。

夜的微风吹拂着园子里腐烂的菜叶，地上污水横流，溢满了排水不畅的渠道。在这个号称“天堂”的地方，菜场的厕所里永远是臭气冲天，哪怕是刚刚冲洗过，也会有股浓浓的臭化肥（磷酸氢铵）的味道。夏天里，午夜一点钟，正是一般人家酣然入梦的时候，菜市场却不得不熙熙攘攘起来。临摊的大叔打着满嘴的哈欠，睡眼惺忪地朝摊边踱去，一边推着电子秤，准备出摊，一边抱怨着出外营生的艰辛。这边摊位刚刚摆好，过来拿货的小商贩们便骑着电瓶车，一辆辆的接踵而至。车子停在菜场中间的广场中，由工商所的老李等人负责管理。一般情况下，看管车子的大概有三个人，最常见的却只是老李一人。一个人的眼力终究是有限的，更何况有时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于是小贩们才拿的香菇，也许转眼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于是才换上的电瓶车的电瓶，常常一个不留神就会不翼而飞；于是手中的钱包的稍纵即逝牵出了一个妇女的痛哭流涕……工商所的人对这些看惯了，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反正每年的摊位费，你只要照缴不误，这就行了，我管你是鸿运齐天还是水深火热！有时，场子里突然有人空前地叫嚷起来，一伙人拿着棍子围着一个人往死里打，人们都忙着做生意，司空见惯的事了，竟也懒得稍稍看一眼。棍棒声、喊叫声、倒地求饶声持续了好一阵子，等到这场仗快打玩的时候，警车悠悠地开过来了。有心人一见官场上的人来了，顷刻间消失的无影无踪。这档子事，即便是整死了人，抓几个典型也就不了了之了，并没有哪个单位会正儿八经的深究。更何况，打人的人之所以敢这样肆无忌惮地行凶，这里面自有其道理。要不然，才抓进去的人，怎们又会大摇大摆的出来呢？

在我们的菜场里，百分之九十的人是车牌号冠以“鲁Q”的外省人。按理说，大家都是本乡本土的人，都是为了生存苦苦挣扎在异地的“乡巴佬”，为什么就不能“和平共处”呢？一位我叫做五叔的人，撂了家里的地，买了一辆车，带着在异乡发财的梦，兴致勃勃地来到这个菜市场。才来不久，生意便有了起色，每天也能混个二三百不等。孰料，这样的“经意业绩”惹恼了临摊的一家人，这家人发动了亲戚的力量，硬是把五叔一家挤出了菜市场，于是他们再无立身之地，婶子的泪水也成了家常便饭。五叔一家人没着没落，回家种地又不甘心，只得在啤酒厂打工。五叔受了气，自是不甘心，便想向什么单位反映情况，想借着某些部门的力量为自己出气。该借助什么样的单位，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呢？五叔想了一个好的方式，那就是打电话给电视台，通过媒体的力量给当地政府施压，以矫正“霸市场”的不良行为。想法有了，但五叔一直没有践行，我们坐在一起讨论了一番，思前想后，这种方式恐怕不会有什么结果。为什么呢？首先媒体要得是轰动效应，菜场里没有死人，没有像上次那样发生火灾，更没有像前年那样被台风揭了屋顶，凭什么让人家为你服务呢？其次，即便是反映了，什么单位也去调查了，恐怕依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霸市场”这个事并不是鲜明地摆在桌面上的，局外人很难了解个中缘由。更何况，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们”往往会噤若寒蝉，怎敢随便造次呢？再次，细细地分析一下，我们会发现，菜场中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背后汹涌着一股“市霸”与“官员们”“共谋”的暗潮。这可不是我们在这里造谣生事，胡说八道，不信你在晚上，去该镇有名的“香港街”，看那些在灯红酒绿中戏谑地人，难道其中没有镇政府的“官员”和“市霸”们喝得微醉，面色酡红的身影吗？正因为如此，所以菜场里煞有介事地打击“霸市场”的活动从来没有真正地有效果过，前面才赶走了一只虎，后面紧跟着又跑出了一只狼，虎狼之人绵绵不绝岂不是再正常不过吗？

讨论地结果是让人绝望的，大家觉得“凌迟”要比“砍头”来得高明地多，头砍了、人死了、事大了，就会有人出面了；头不砍，今天问你要保护费，明天揍你一顿，后天把你的车砸了，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并不会有什么人替你说话，哪怕是你认真地向什么单位反映了，也不会有什么真正地结果，“凌迟”依旧矣，抑或是甚而有之！“市霸们”之所以能够高明地“凌迟”大多数商贩，还在于菜市场封闭的生存结构。封闭的结构？这可是在最为发达的江南啊，江南的大城市处处洋溢着开放的身影，哪里会有封闭地色彩！难道没有吗？母亲就曾感叹道，“在这里获得的信息还不如家里多！”在母亲的感叹声里，“家里”那个曾经象征着贫穷、落后、愚昧的形象竟然前所未有地“好起来了”！好在那里呢？好在，相比较之这个封闭地菜市场，家里是开放的。我无意于用恶毒地心态去腹诽这座开放却又封闭的号称“天堂”的城市，但事实却总是要有人说出来的。这样的事实牵引出的最初记忆，这个记忆不是来自这里，竟是初中时去上海随同父亲做生意的一次经历。那次经历让我见识了上海“小市民”脸上不屑地神情，口中“乡巴佬”的措辞，也让我领会了城管的厉害之处，这些印象曾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以至于至今我仍然不喜欢上海这座城市。而今这种不喜欢已不单单是一种情感地记忆，更是一种源于有关生意人“生存模式”的深入思考。乍眼望去，该镇的菜市场也是坐落在城市郊区比较发达的镇上，交通便利，生活宜人，绝不是一个“封闭的所在”，可上面提到的城里人的神情和心态却使得同为中国人的不同人“见外起来”。城市人很难把菜场的“生意人”看作是自己人，租房时房东一听说是卖菜的，立马变了脸色。“变了脸色”的心态使得身为“城里人”的菜场管理员，在许多事情上“作壁上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哲学恰在这时派上了用场。菜场的孩子出奇的多，叽叽哇哇，吵死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非常到位的江南人很难理解“生意人”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生了为什么会一个个地带出来，于是这些孩子只能进“农民工子弟学校”。据说现在政策变了，该市有了新的玩法，只是上学的人从没有读到高中的。菜场也有一些“明文规定”，自然是“城里人”给出身农民的“生意人”立下的规矩，只是这样的“规矩”不过是骗人的把戏，是给领导看的，平日里可没有人拿它当真。等有人当真的时候，怕是要出大事了！表面上，该镇的菜市场一派繁荣，似乎只要你肯出摊位费，谁都可以在这里生存，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这样想、这样做，就大错特错了。你只需仔细留意一番，就会发现哪怕门口摆零摊儿卖水果或是各种吃食的老大爷、老大妈们也不是那么简单地，不信你试试！农民出身地“生意人”可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木讷，否则上面的各种景象也就不会出现了。菜场里各个摊位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建基于“血缘”基础上的“亲情”，将“鲁Q”牌号的汽车比例前所未有的高涨起来，一个人站稳了脚，家中的七大姑八大姨们便蜂拥而至，毕竟有了“靠山”，比枯坐在家里种地还是强那么一点点。然而在资本化地社会里，“血缘”毕竟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有时候亲人们之间的争斗绝不会亚于外人，头破血流的事我们见得多了。别看“生意人”灰头土脸，起早贪黑，生意做得很辛苦，你要是用“看待一般社会弱势群体的眼光”看待他们，那就是不明就里了。菜场里的“生意人”其实也是“社会弱势群体”，但作为一个群体却是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出现的，菜场中的争斗永远是“本地人”斗不过“外地人”，江南人胆小怕事，又没有“七大姑八大姨”，争执起来哪里会有“好果子吃”？正是这种“城里人的心态”和“鲁什么、皖什么，豫什么现象”共同造就了“一个敞着大门的封闭结构”。

这个敞着大门的封闭结构并不简单，它实际上是由双重规则共同铸就的。一重规则是前面提到地“城里人”定下的“唬人”的大道理，另一重则是“生意人”自己修成的“丛林法则”。“大道理”自在大处着手，首当其冲的是做生意要缴“摊位费”或曰“管理费”，此地皮是我买，此市场是我盖，你在此处营生，自是要有所表示。这样的道理讲得很通，各国各地莫不是以此为正宗。只是缴了费，管不管理则另当别论了。生意人自己修炼地“丛林法则”就不是那么温情了，它总让人想起惨兮兮、血淋淋的景象。谁家的车被砸了，谁家的人被打了，谁家的亲戚反目成仇了，谁走了，谁来了……这样的故事就这样一天天地在“这个封闭地所在”不停地上演。写到这里，这个由“本地人”和“外地人”共同铸就的“敞着大门的封闭结构”突然让我联想到了抗日战争时，日本侵华过程中“以华治华”的政策。菜场里那些“唬人的大道理”以及日常经营中煞有介事地管理背后似乎不正正蕴含了这样的管理思路吗？虽然二者性质不同，对象不同，甚至连方式也不同，但我总觉得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你说呢？

徐永，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