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哑河（北京）

若说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更是寄托着哲学家的使命感和政治理想，那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权当洞口的存在是正当的。不然的话，人类的拯救已注定不存在可能性。

无疑，要使宪政从思想领域跨入实践领域，必须具备几个前提：开明的领导者，统治集团最终的一致性，知识分子有能力说服统治者，并且统治者也能够被说服。这就触及到了问题的关键：处于两个分离世界的人们——知识分子与政治家——他们对宪政的理解大相庭径，如何说服彼此呢？前者只拥有思想权，他们在统治者之外，而只有后者才拥有实践权，知识分子只有通过统治者才能让其思想或理念得以实现。即使英明的领导者对宪政之路所指引的美好图景，以及可能的危险限度有所了解，也往往受制于统治集团的利益诉求而无法将一个国家的德行付之实践。那么，宪政摆脱这种悬空状况的突破口何在？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著名的洞穴比喻阐明了其理念学说，也阐述了其政治学说。洞外和洞内的区分，即是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区分，也是正义城邦（宪政国家）与非正义城邦（现实国家）的区分。相应的知识与意见区分的政治意义其实就是哲学家（自由人）与智者、民众（两者皆为囚徒）的区分。一般的解读认为，“哲人王”从本体界回到洞内拯救现象界遭遇失败是源于民众不需要，不能容忍真理的天性，源于哲学家不愿意并且不善于从政。

两个领域的分离是理念论的理论根基，为沟通两个领域的关系问题，柏拉图费尽心机。那缘何在洞穴比喻中竟有与两个领域相通的洞口呢？若说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更是寄托着哲学家的使命感和政治理想，那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权当洞口的存在是正当的。不然的话，人类的拯救已注定不可能。

理想的统治者必须是具备知识之人，即曾观照过理念世界，从洞外回来的哲学家。而哲学家又不愿当王，那谁来说服他呢？要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在排除哲学家当王的可能性外，必须满足文章开头所提及的几个前提条件。但哲学家能否说服囚徙中的智者（统治者），让之实行其理念？要知智者的“使命”和专长就是战胜哲学家，从而得以统治民众，他们通过在洞内设立法庭将真正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处死而抵达其目的。柏拉图提出，哲人王是认为哲学家当王符合国家与公众利益，而现实中公众认同的却是智者的统治。

柏拉图的学说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影响力，却弥漫着浓重的悲哀底色。一如那句流传久远的话语——“除非哲学家成为这个世界的王，或者我们现在称之为王和统治者的人真正成为哲学家，否则，国家的灾难，人类的灾难将没有尽头”。

回溯人类历史，因着这双重分离（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哲学家与民众、统治者的分离）所致的悲剧比比皆是，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于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又如尼采的超人学说之于德国纳粹暴行。因哲学家只拥有思想权和理论权，而只有作为统治者的智者才拥有实践权，后者擅长于在现实中为了一己之私利，炮制理论权威，断章取义地肢解哲学家的思想，从而蒙蔽民众。而人们在对统治者批判之余，总不忘将制造理论的哲学家拉上历史审判席，宣称他们是人类灾难的思想源泉与开路者。如纳粹暴行，牵涉到的哲学家有谢林、黑格尔、尼采……

但人类是必须要得救的。或许柏拉图对哲学家、智者、民众等区分和铸造是机械的，低估了民众对真理的渴望。真理对民众影响力的疲弱，其实与长期以来智者（所谓投机分子）言论的蒙蔽息息相关。民众往往在智者的蒙蔽下体验着温情脉脉，而哲学家却偏偏看到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于是便有了孔子、老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卢梭、康德、尼采、马克思、鲁迅……他们或著书立说，或奔走呼号，他们自称或后人称之“启蒙”。但启蒙到底何为呢？

或许只要哲学家坚持不懈地反驳与澄清，再加上实践与历史的检验，相信真理还是会自发呈现自身，最终，相信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毕竟，人性有很多基本面是相通的，哲学家也不能离开世俗生活，逃离洞穴的自由人（哲学家）也曾是囚徒中的一员，这种身份的可转换性启示着希望。而认为哲学家从洞外归来时会眩晕，甚至认不清影像是低估了哲学家的洞察力，无疑将哲学家迂腐化。真正的哲学家不可能看不清影像，只是看清的同时，更知道其是假的，因为有了洞外观照的对比。光明并非不能适应黑暗，只是不屑于安于黑暗而已。

哑河，北京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