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评论 思考我们的时代

•曹龙虎（南京）

作为一个新兴的职业称谓，农民工打上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的时代烙印。“农民工外出打工和返乡将新的价值观念和资源引入农村”，“农民工外出打工将人们置于更为广阔的价值观体系和社会可能性的背景中”

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强调的是对理论的构建，试图构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用以解释我们的社会变迁及其机理，其研究的对象多是国家、社会等群体性组织，较少关注那些特定的生命个体及其体验。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涂尔干这些堪称大家的社会学者无一不具有此种倾向，宏大叙事的话语经纬固然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的整体变迁作出把握，但是却模糊了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掩盖了一个个生动的生命体验……在此种背景之下，现代化理论也难逃其窠臼：在现代化这场浪潮的话语构建和解释体系中，作为其中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的形象又被模糊和脸谱化了。但是我们知道，卷入现代化浪潮的不仅仅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更有千千万万的生命个体，个人也不仅仅是被裹挟进现代化过程的对象，更是现代化过程的主体，其价值、目标、行为在被现代化理论塑造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现代化运动本身。英国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社会与政治学研究员瑞雪•墨菲的著作《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就是这样一部关注现代化浪潮中的一个个生命个体及其故事的著作。作者通过对江西省的万载、信丰和于都三个县的实地调研，考察了现代化过程中被动者——农民如何回应社会经济的转变以及如何积极主动地塑造这一转变。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所以注定这是一本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的书。

作为一个新兴的职业群体，农民进入城市务工转变为农民工是在近三十年才发生的事情。传统中国的农村是乡土性的，农民一辈子依靠着土地、守护着土地，是安土重迁的，普通农民一辈子也不愿意迁徙，只有在人口繁衍以至土地的承载量已经到了饱和点以及战乱、灾荒等非常态情况下才会发生迁徙，这时家族一部分犹如“细胞分裂”一般从这片土地迁徙出去，来到一片新的土地开荒拓土，继续繁衍生息，这样原有的村落及其运行机制得到了延续和复制（费孝通，1947）。这时候的迁移运动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扩展和传统乡村机制的延续，其作用、影响与后世市场化过程中的农民工迁徙不可比拟。近代以来，一方面随着各种急促的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传统中国的村落治理格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政权出现了“内卷化”倾向（杜赞奇，1994）；另一方面，西方工业文明开始进入，近代城市开始在华夏大地上成长和发育。受其影响，中国出现了最初的基于自主选择的并具有现代性意义上的人口流动，传统的乡村精英开始“逃离”落后、凋敝的村落，奔向文明、开放的城市，但是这种人口流动的规模是很小的，底层的村落社会依然是固化、不流动的。这种小规模的人口自由流动的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强制权力给强行的终止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迎合革命后中国在社会资源总量不足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需要，政府实行了高度统合的制度形式，以期通过对资源的强制提取和重点投放，确立现代化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刘建军，2000）在此种背景之下，中国的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都经历了一个重新改造和被纳入国家体系的过程。在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等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之后，国家力量成功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渗透和对农村新政治秩序的构建。中国的农村社会成为Vivience Shue所称的“蜂窝状”结构，每个农民都成为人民公社组织的附属物，普通农民只有通过人民公社才能与国家和社会发生联系，传统中国的农民除了以国家规定的务工或者升学的形式是无法完成从农民身份到城市身份的转变的，甚至没有公社的证明，农民连出入城市的自由都没有。

此种状况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得到改变，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国家放弃了通过计划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转而希望通过市场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农民自由流动、进入城市务工的坚冰终于被打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超过一亿人的农民离开家乡去城里打工或者经商，从而引领了有史以来人类最大规模的一场人口迁徙运动。这一场人口流动运动是国家权力放松控制的结果，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市场将整个中国整合为一个经济统一体，城市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劳动力需求导致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同时这一场流动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场流动不仅将农村纳入了国家发展的现代化轨道，更是将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目标引入村落，塑造了全新、亘古未有的村落新格局。这其中的连接点就是农民工群体，作为一个新兴的职业称谓，农民工打上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的时代烙印，一方面，这群人工作在城市，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份根源又落脚到农村，因为现行户籍制度的规制，除非他们能够成功的落户城市，要不然的他们的生命终结点必然还在农村，城市的打工经历对他们来说只是人生旅途的一道驿站，农民犹如匆匆的过客在完成城市旅途的停歇后必然还是要回到农村。但是在城市的打工经历是怎样影响农民工群体的？这群接受城市新兴现代的价值观念的年轻人回到农村之后将会对原有的村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他们又是怎样塑造新的村落格局呢？瑞雪•墨菲的这本书做了很有益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瑞雪•墨菲首先高度肯定了城市打工经历对农民工群体的影响，认为“农民工外出打工和返乡将新的价值观念和资源引入农村”，“农民工外出打工将人们置于更为广阔的价值观体系和社会可能性的背景中”，在开阔农民视野的同时，也改善了农村的状况，为更多的农村人口追求目标提供了一条路径。农民工打工为农村家庭提供了有限的资源和家庭关系网络之外的非农就业机会，农民工打工不仅带来了城市资源的回流，为农村创造了新的资源，也让农民开始体验城市新的生活方式，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并且为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提供了新的价值观和目标。同时瑞雪•墨菲还认为这群在城市接受了新的价值观念并且带回城市资源的“农民工群体正在改变中国农村”，促进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这不仅仅体现在在短暂的回乡过程中，更是体现在返乡农民工回乡创办企业的过程中。通过返乡创办企业，农民工将城市里的现代化因素的基因带入乡村，这种与地方政府现代化目标吻合的思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扶助，这一互动的过程不仅促进了商业政策的改革和城镇基础设施的改进，而且在更大范围内改变了政府的职能，对中国传统的治理方式及其格局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依循墨菲的逻辑，现代化不再是西方社会单一群体的追求和生存状态，其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早已传播到整个世界，是现代文明的发展标志，是整个人类的发展形式和需求。而身处其中的生命个体在无法逃避现代化过程塑造的同时，也以其特定的生命体验塑造了现代化运动这一过程。但是在肯定农民工群体深刻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促进农村现代化运动的同时，我们不由得发出这样的疑问：传统的关系理性和宗法文化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积淀依旧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逻辑，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而作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形式和需求的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物质层面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更体现为一整套的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在农民工群体仅仅追求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体验的情况下，其能否真正改变中国农村、促进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值得我们深思。除此之外，如何保护那些在变化多端、诡谲反复的现代化过程中孱弱和无助的生命个体，保护“不对等”权利格局中农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怎样有效引导农民工将其资源投入农业生产，改变农村凋敝的现状和“单一的现代性”的塑造，保持村落空间的多样性和活力？怎样规训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权力与资本的勾结行为，避免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权力美学的塑造？这些都是我们读者需要思考和继续探索的问题。

英国诗人库珀曾经写下了“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这样令人顿生怅惘的诗句，或者确如很多学者所言，现代化过程就是现代对传统的替代、工业对农业的替代、城市对乡村的替代，村落的解体不可避免也无需怜惜。但是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农村及其现代转型过程无疑具有重大的价值。瑞雪•墨菲的著作可谓敏锐洞察了这一学术热点，并一反社会科学宏大叙事的研究传统，考察深受现代化过程影响的特定群体——农民工对中国农村的影响，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通过一个个生动的生命体验，瑞雪•墨菲为我们细致描绘了一幅幅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的美妙图景，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化运动过程中个体生命的生机与活力。不论是怀疑作者调查范围选取的有限性，还是怀疑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努力是否成功，但作者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及其生命体验的关注已然令我们感动。

曹龙虎，政治学研究生。